执法面临的挑战

起诉结束了吗？

英国是否不再起诉其欺诈者？不经意的观察者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关于欺诈、贿赂和其他形式金融犯罪的头条新闻往往不关注个人的定罪，而是关注与公司达成的暂缓起诉协议 （DPA） 的定罪或暂缓起诉协议 （DPA），以及个别被告的无罪释放或败诉案件。事实上，在数量惊人的案例中——包括 G4S、Tesco 和 Serco——这些明显矛盾的结果都来自同一组事实。

然而，这样的头条新闻不应导致嫌疑人对他们仍然面临的金融犯罪指控风险感到自满。2023 年上任后，严重欺诈办公室 （SFO） 主任 Nick Ephgrave 表示，尽管其资源有限，但他决心将组织的工作重点重新集中在国内个人欺诈者身上。

一些困难的结果

与此同时，公司起诉和 DPA 的风险仍然非常明显。近年来，很难逃脱这样一个结论，即 SFO 优先考虑了这些，并且公司可能会出于商业确定性和实用主义的原因（而相关个人的命运和声誉似乎被赋予了较低的优先级）而试图承认有罪（或者更确切地说，涉案个人的有罪）。在归咎于个人符合公司和执法部门利益的地方，无论是在起诉还是其他情况下，该个人为自己辩护的必要性比平时更强烈。无罪释放虽然到目前为止在这些案件中很常见，但绝对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与此同时，在 SFO 案件中被定罪的个人仍然相对罕见。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高管被指控与卡塔尔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行非法交易，即使这些交易似乎已经得到公司董事会及其律师的批准，陪审团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出了无罪释放。众所周知，Unaoil 案的结果很复杂，三名被告的定罪被推翻，法官也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言论（随后大卫·卡尔弗特-史密斯爵士 （Sir David Calvert-Smith） 就 SFO 使用的方法试图说服个人认罪发表了一份严厉的报告）。

民事追偿和制裁

与此同时，国家追索资产的范围，即使是在刑事程序之外，也在不断扩大。民事追偿在金融犯罪案件中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当银行账户中的资金被认为代表非法行为的收益时。由于反腐败制裁、关于“肮脏的”俄罗斯资金的言论以及国家越来越渴望从暂时冻结资产转变为永久没收，包括追查涉嫌违规和规避案件，金融制裁也是金融犯罪领域越来越普遍的特征。

走向私有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私人起诉的兴起，私人起诉是刑事诉讼领域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在金融犯罪案件中最有用。尽管欺诈的受害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他们的案件被国家机构有能力和积极地采用，但几年来的现实是，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相反，拥有财力承担起诉任务的受害者可能不得不这样做，或者求助于民事补救措施，或者干脆摆脱损失并继续前进。

对于被告来说，这种情况的另一面是，他们面对的可能不是可怕的国家机器，而是一个现代、灵活的私营公司，他们努力为客户尽最大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公司需要很好地发挥这一作用，不仅要以最大的专业精神，而且要牢记更广泛的司法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自诉人守则》是自诉人协会的产物，其出版是解决这一需求向前迈出的可喜一步。邮局多次起诉邮政局长的丑闻仍然是一个有益的教训，说明当自诉人是据称是涉嫌犯罪的受害者时所带来的风险。

复杂性和公平性

公平地说，成为国内和国际头条新闻的案件或许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案件将更加复杂，而且往往是那些犯罪行为最容易受到质疑的案件。例如，利用欧盟退税制度的兼并进出口贸易引起的指控，在涉及的金额方面都异常严重，并且在违反了哪些法律（如果有的话）方面也极具争议。如果 SFO 在更直接但更重大的金融犯罪案件中起诉个人，它可以取得成果——就像它在 2022 年对大卫·艾姆斯 （David Ames） 所做的那样，大卫·艾姆斯 （David Ames） 被判欺诈性销售加勒比豪华度假村（价值 2.26 亿英镑），以及安德鲁·斯基恩 （Andrew Skeene） 和奥马里·鲍尔斯 （Omari Bowers） 出售亚马逊热带雨林种植园的股份（3700 万英镑）。2023 年，对 Balli Steel 的前高管取得了更实质性的胜利。

在所有这些案件中，一类不太严重、不太复杂的案件有可能被忽视——这些案件介于 SFO 的高价值和/或国际关注点与英国无数其他执法机构分散的专业和资源之间。作为国家报告门户的 Action Fraud 的失败，以及公共部门欺诈管理局（Public Sector Fraud Authority）的启动步履蹒跚，该局最初声称是解决 COVID-19 支持计划引起的欺诈的一种方式，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应对这类金融犯罪。

丢球

银行似乎将在打击中低级欺诈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向国家犯罪局 （NCA） 发送无休止的可疑活动报告 （SAR） 的同时，他们已成为至少发现欺诈发生最初迹象的专家，当然也能够很好地冻结他们认为可疑的资金。受监管部门的其他企业，包括律师，因发挥明显不那么积极的作用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我们系统的真正困境是，在银行将球传给 NCA 的方向后，通常没有执法机构来捕捉它，而来自 SAR 的情报在数据库中未被使用。虽然这对纳税人来说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它让欺诈行为不受关注地继续进行，但对于资金被冻结而没有解释的客户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除了少数欺诈者可能会为自己入狱的机会很低而感到高兴之外，将金融犯罪置于太低优先级的策略对所有相关人员都造成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