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转型发展与中国角色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492年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人类的足迹可以跨越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标志着人类开启了全球化时代的序幕。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500年，是全球化和帝国更迭的历史，欧美诸国粉墨登场，从荷兰取代伊比利亚诸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到英国取代荷兰，再到美国取代英国，轮流担当全球化的主角。

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从较窄的外延上定义全球化，或者说定义经济全球化的标准更严格。杰弗里·威廉森认为，经济全球化发端于1820年，其标志是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比较接近。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把经济全球化界定为“通过扩大商品和服务、资本甚至劳动力的流动而促进世界各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互动”。同时，全球化还包括创意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文化分享、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环境运动。经济全球化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1）各国市场和各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2）全球化是一种进化过程，是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体，牵涉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3）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或者说“全球意识”不断增强。

全球化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向全球扩散的过程，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发展机制，而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多寡取决于全球治理体系架构及其运行效率。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这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动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在17世纪至18世纪，国际贸易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高于全球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两者差别不大。从19世纪初开始，国际贸易增长速度高达4%左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第一波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1）18世纪的蒸汽技术革命、19世纪的电力技术革命，这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既提高了生产力，极大丰富了产品种类和增加了总产出，又彻底改变了国际运输和通信，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2）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广泛传播，使对外贸易国家的政府放松了对外贸的限制。（3）从1870年开始实施的金本位制，便利了各国之间的资本自由流动（图1）。伴随着第一波全球化，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的中心国家英国、法国等在全球开拓市场，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当时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德国、日本和阿根廷等迅速崛起。

原来的世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一去不复返。1914年8月，主要参战国停止了将本国货币兑换为黄金的业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期，各国为保护自己的市场，相继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它们竞相提高自己的进口关税水平，国际贸易大幅收缩。1929年后的大萧条，使20世纪20年代重建金本位制的努力宣告失败。1931年英国宣布终结英镑金本位制度，服务全球化的金融秩序崩溃。1933年，美国宣布放弃与英、法签署双边汇率协定，大幅贬值美元并提升进口关税。1936年法国放弃金本位制。由于经济恢复期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使德国、日本走上了靠发动战争解决市场问题的轨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化过程陷入停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被迫停滞。这是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逆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行动摧毁了第一波全球化中所创造的财富。第一波全球化中断后，经历了漫长的长达30多年的调整期。

当今世界，人类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兴起的第二波全球化及建构的治理体系（这一波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如图2所示）。这次是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领头羊，发动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启的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第二波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全球化治理体系方面，凯恩斯、怀特和其他48个国家的官员们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开会，放弃了金本位制，制定出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为两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提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设想。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创建了两个新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7年10月30日签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浮动汇率正式确立了。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1996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数据表明，在1948—1990年间，世界贸易量平均每年增长约7%，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再说经济发展的宽度和广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包括金本位制时期和19世纪的自由贸易时期。这个时期是所谓全球化的黄金时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一直主导二战后的国际贸易，第二波全球化基本是美欧以及后来的日本之间的富国俱乐部游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随后是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使第二波全球化发生了巨大变化。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跨国公司按照要素禀赋将生产过程分布于世界各地，实现了跨国公司在特定商品生产成本和价格的绝对优势。与跨国公司相伴随的是FDI在全球的兴起，直接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幅度减少，大量资金流向能够高效配置资本的经济体。跨国公司和FDI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艰难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回首500年，中国在全球化中迂回曲折，逐步成为全球化的主角。如图3所示，中国GDP在全球的比重1500年之后，有三个高峰。一次在1600年左右，占比为29.2%；第二次在1820年，占比为32.9%；之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每况愈下，1950年占比下降到4.5%，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比重再次回升，2019年达到16.35%。历史上中国的陶瓷、茶叶、丝绸和香料大量出口，国际贸易出现过繁荣的景象，但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进展并没有改变中国农业大国的角色。中国在屈辱和日趋衰落中错过了第一波全球化提供的近现代化的发展机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没有屈服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进入了经济起飞的助跑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主动融入全球化，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新世纪以来，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此后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取消进口配额管理并扩大各领域开放，改革开放迈上新台阶。2002年与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在此后与智利、新加坡等国陆续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共享、共建、共商的理念，全球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入篮SDR，加快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进程。当前，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着力构建多元化的全球新秩序。

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引发了世界经济走向全面衰退，对第二波全球化敲响了警钟。经过10余年的调整，世界经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复苏，反而陷入“结构性低迷”。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对逐步恢复的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加剧了世界经济调整的深度。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向新兴经济体加速扩散，第二波全球化走向极盛，世界经济周期性下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的危机四伏的时代。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第二波全球化的长足发展，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力推行逆全球化的思潮，对发展中国家主动融入全球化获得溢出效应形成了障碍。人类正面临着全球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和世界经济的中期衰退。这告诫世人，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深化改革，从文明冲突走向文明融合，重建全球治理体系，持续推进世界共赢的新一轮全球化。

人类第一波、第二波全球化的生动实践表明，全球化确实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潜力，但是全球化并非是一股中性的力量，全球化不可能自动地使所有经济体获益。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界经济表现出一些典型特征或事实。

第一，全球化进展显著的时期，人口、人均GDP、商品出口增长更快，而资本收益率相对稳定且快于经济增长率。表1显示了从远古时期迄今的世界总产值、人口、人均GDP、商品出口的增长率。全球化发展时期，全球增长超过了全球化停滞时期，这既是贸易增长的原因亦是它的结果。公元元年到1700年间世界总产值增长率和人口的增长率相当，年增长率仅0.1%，人均产值几乎没有增长。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世界总产值和人口增长加快，人均产值亦出现增长迹象。第一波全球化期间（1820—1913），世界总产值增长率达到1.5%，人口增长0.6%，人均产值增长率0.9%。金本位制实施后的1870—1913年，世界总产值增长率更是高达2.11%，人口增长0.8%，人均产值增长率1.3%，商品出口增长3.4%。第二波全球化发生后的1950—1973年，世界总产值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4.91%，人口增长1.92%，人均产值增长率2.93%，商品出口增长高达7.88%。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3—1990年世界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3.33%，人口增长1.79%，人均产值增长率下降到1.51%，商品出口增长高达13.22%。1990—2019年世界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2.82%，人口增长下降到1.30%，人均产值增长1.50%，商品出口增长下降到6.04%。

第二，全球化不会自动地对所有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体出现相似的增长，同一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不同，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英国在第一波全球化和第二波全球化期间，取得了较快的增长。如表2所示，英国1820—2019年增长最快几个时期是1820—1870年、1950—1973年、1973—1990年和1990—2019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2.05%、2.93%、2.40%和2.00%，这几个时期人均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26%、2.44%、2.29%和1.46%。美国在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表现，是十分独特的。美国在《独立宣言》时期的人口仅300万，到1900年达到1亿，如今超过3.27亿。根据麦迪森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879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在1906年首次超过英国。1929年，世界经济的中心横越大西洋，定位于纽约。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认为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非凡时期，把1870—1970年标记为“特殊世纪”。在1770年之前的上千年几乎没有经济增长，在1870年之前的过渡世纪只有缓慢增长，而在截至1970年的这个世纪中发生了显著的快速增长，1970年之后增长再次放缓。美国1820—1870年GDP增长率达到4.20%、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34%。之后1870—1913年、1950—1973年、1973—1990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3.94%、3.93%、3.17%，这些时期人均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82%、2.45%、2.18%，是美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几个时期。德国、法国、日本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经验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1973年GDP增长率达到5.02%、人均GDP增长率为2.86%。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主动融入全球化，国际贸易、FDI、OFDI迅猛增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GDP增长率高达9.5%。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持续缩小与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拉大与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的距离。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相当于美国的6.36%、占世界GDP的比重1.74%，提高到2019年相当于美国的67.10%、占世界GDP的比重16.35%，2019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2.37%。

第三，全球化是一个渐次推进的过程，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虽有波折但总体呈上升之势。在第二波全球化期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发展、国际资本流动表现十分亮眼，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图4所示，全球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由1960年的19.45%上升至2018年的45.79%，增长了一倍多，2008年最高时达51.45%。全球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由1970年的7.62%波动上升到最高2017年的13.62%，2018年略有下降。全球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由1970年的29.40%上升到2008年最高时的60.91%。1977年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占GDP比重9.44%，2000年上升到31.41%，2007年最高达56.77%，之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入，2018年这一指标已下降到34.04%，11年下降了22.73%。

不同经济体在世界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表现，与这些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增长状况和市场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如表3所示，根据WTO的统计，1980—2018年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居全球前10位的经济体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7国虽排名有一些变化，仍一直位于前10的位次。如图5所示，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等典型国家，1980—2018年以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测算的对外依存度变化较大，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和相似性。在典型国家中，德国是对外依存度最高的，美国的对外依存度变化相对较小。英国、法国的对外依存度变化十分相似，相关系数达到0.8528。美国和日本对外依存度的相关系数亦较高，为0.774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对外依存度为19.90%，中国明确选择市场经济道路后的1993年高达49.08%，2001年加入WTO以后明显上升，2006年最高时达到71.01%，2018年下降为39.74%。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2009年典型国家的对外依存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第四，第二波全球化期间，全球直接投资活动蓬勃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活跃的经济体，在全球直接投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图4所示，198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5.95%，2007上升到30.6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指标陡降至23.92%，2017年最高达到40.6%，比1980年的5.8倍还多。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在全球直接投资活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表4和表5所示，美国1970年是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第一流出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在全球排第三，流出比流入多63.3亿美元。1980年美国FDI和OFDI均居全球第一，流出比流入多23.1亿美元。1990年美国净流入174.4亿美元，2000年净流入高达1713.8亿美元，2010年FDI和OFDI均居全球第一、净流出797.3亿美元。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推行了制造业回归的政策，2018年FDI高居全球榜首，OFDI已跌出前10。美国全球直接投资的发展是由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的，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状况、美元周期、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和技术创新密切相关。英国FDI和OFDI较活跃，法国对外直接投资更活跃，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输出国。荷兰由于人口规模的限制、经济总量不大，但在全球直接投资活动中十分活跃。金砖国家中，2010年、2018年巴西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前10位的输入国。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促进了全球直接投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2010年与2018年的FDI均居全球第二，2010年与2018年的OFDI分别居全球第三与第二。

第五，全球化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世界各国和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构建了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简称GVC)的生产分工体系。已经或正在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都占据一席之地。根据WIOD的数据，我们测算了1995—2014年不同经济体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见图6和图7）。1995年全球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为9.98%，2008年上升到13.91%，之后出现小幅波动。美国1995—2006年和2009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居全球第一位，2007年、2008年被德国超越，2010—2014年中国上升到第一位。日本1995—2003年居于第三位，2004—2014年居于第四位。英国和法国比较接近。此外，长期居于前10位的国家还有韩国、意大利、荷兰和加拿大。

创新链对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构建和拓展发挥着核心功能。世界各国R&D的总投入在全球所处的位置，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有很强的关联性。根据OECD提供的数据，1991年R&D总投入前10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中国、加拿大和韩国，2018年依次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和加拿大。对比来看，仅有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前10位的荷兰R&D总投入未进入前10位，R&D总投入居于前10位的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未进入前10位。在典型国家中，从R&D占GDP的比重来看，日本1996年以来一直居于第一位，德国2011年超越美国居于第二位，法国居于第四位，2010年中国超越英国，居第五位（见图8）。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和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GVC。中国大多数行业基于产出和投入的价值链关联指数均超过1.5，中国已经通过产出供给和投入需求两个渠道非常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与此同时，中国R&D的投入和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提高较快。世界各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融合的深度决定了全球化的程度和质量。

第六，全球化促进了新创意的产生、推动了知识的扩散和传播，这促使发达国家更加趋同，而发展中国家依靠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及技能和鼓励大规模的教育、培训投入可以引致追赶型增长。图9和图10显示，1960年和2010年不同经济体存在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在解释跨国人均GDP差异时，全要素生产率残差和要素投入一样重要。穷国与富国比，不仅它们的人均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少，而且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低。过去半个世纪，与美国相比，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人均GDP差距缩小，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在提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数量追赶的特征，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水平大幅提高。这种数量追赶的增长方式，生产效率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和质量较低的问题。

全球化过程中，人均人力资本随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是创意生产和知识扩散的一种基本投入，是获得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对外开放、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了非竞争性创意的传播，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全球化引致市场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促使体现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中的人力资本在“干中学”中得到改进。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增长和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致使人均人力资本显著提高。

第七，全球化降低了人口迁移的成本，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倾向于从贫穷国家或地区向富裕国家或地区移民。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1950年以来，一直是全球净移民流入最多的国家。中国长期以来是全球净移民流出较多的国家，特别是2000年以后流向他国人数增多，2000—2015年净移民流出人数达569.6万人（见表6）。虽然这种劳动力迁移的成本可能很高，但它告诉我们关于真实工资的一些信息，在高收入地区，熟练及非熟练劳动力的回报一定是高于低收入地区，否则，劳动力将不会愿意支付迁移的高成本。就熟练劳动力而言，这种情形引出一个有趣的谜：假定熟练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是稀缺的，显然可以获得最高的要素报酬。

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以后的10多年，第二波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与金融危机相伴随的是国际贸易信用体系的中断，全球对外贸易出现断崖式下滑，2009年全球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大跌22.6%，货物对外贸易依存度从上年的51.45%下降到2009年的41.99%，表现为全球贸易崩溃，至今未改波动下降走势。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占GDP比重2007年达波峰后则一路下滑，下降程度大幅高于货物对外贸易依存度（见图4）。全球化趋势的逆转，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受阻。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GDP增长率为4.32%，2008年和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GDP增长率下滑至1.85%和1.67%，2010年反弹至4.30%，此后一路波动下滑，至2019年已经跌到2.47%。2020年世界经济遭受新冠疫情的深度影响，更是雪上加霜。

在第二次逆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2009年，美国启动量化宽松，美元连续5年贬值。欧盟、日本跟进，相继出台了它们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6年6月，英国通过脱欧公投，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2017年，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旗帜入主白宫，退出TPP，FTA重新谈判，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对欧盟、日本、中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征收高额惩罚性进口关税，增加移民审查及边境调节措施等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2018年以来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成为美国为首强力推行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迄今由美国挑动的中美贸易战，已一步步扩展为科技战、金融战以致文明和政治冲突。与此同时，由各国政府主导的日韩贸易战、美欧贸易战亦愈演愈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是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大量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采取了停飞、断航等措施断绝了大量国际交流活动。部分霸权主义国家断然采取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整个世界笼罩在逆全球化盛行、疫情恐慌和经济低迷的悲惨氛围中。

逆全球化的兴起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全球化带来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当全球化引致利益失衡则会产生阻止全球化或改变全球化规则的力量。美国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是第二次逆全球化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泡沫破灭是表象，实质上是发展失衡和利益冲突。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既极大推动了全球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又隐藏了逆全球化的危机。由于其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征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信息技术向传统制造业和农业“渗透”，改变了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信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对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大幅增加，而低素质劳动力的工作大量由自动化的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

其次，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引发利益格局失衡，引发了逆全球化的风险。一些跨国公司拥有了不弱于主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跨国公司对一些行业和领域的垄断，大量获得全球化的红利，这些公司的从业人员和行业精英获得了高额回报，而一些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中获利较少，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全球化引致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就业岗位减少，加剧了发达国家民众的反全球化情绪。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以对外直接投资和服务外包等方式将制造业等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保持自身在全球价值链顶端地位的同时亦丧失了部分就业机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和收入差距拉大。

第四，南北国家在全球化中相对利益的变化，引发部分西方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第二波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没有改变，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两个利益群体的相对地位在发生变化（见表3、表4、表5、图5、图7）。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新兴市场国家，抓住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商品和服务贸易、FDI、OFDI迅速发展，在技术进步、产业链成长、经济增长等方面绩效显著，获得了较多的全球化红利。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的绝对收益在增加，但由于所占份额的降低，相对收益减少了。发达国家为维持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必然会促使现行全球化规则的调整，美国则践行了一系列“退群”行为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第五，大量熟练、非熟练劳动力从贫穷国家或地区向富裕国家或地区移民，使发达国家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而引致本土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抵制和反全球化行为。移民涌入发达国家冲击了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使底层居民就业竞争更激烈，生活更艰难。大量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欧洲，这些移民具有多元化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政治主张存在差异和冲突，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壮大，出现了社会群体撕裂。

第六，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和美元走向衰落，促使美国实施维持美元霸权的逆全球化行动。美国主导的第二波全球化，是靠建立美元霸权地位，运用金融资本来维持的。二战后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由此导致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国家法币的主权性与作为全球贸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的非主权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牙买加协议》生效，特里芬难题得到缓解，但货币供给的国家主权与货币需求的超主权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凭借石油美元和美元霸权，美国在全球范围征收铸币税，并控制全球金融资本流动，美元霸权地位使得美国能轻松转嫁经济危机，全球经济体系需要承担美元波动带来的危机和动荡。世界各国为应对美元危机，积极寻求新的国际储备和支付机制，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美国无限量、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透支了美元信用，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新兴经济体相对实力上升，美元霸权正在走向衰落。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它以谋求全球化参与者共赢为目标，不断降低全球化治理成本，构建全球化新秩序。在重构全球化秩序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推行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将使发展中经济体处于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

第一，逆全球化已对既有的国际贸易格局产生冲击，将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尽管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已从2007年9.95%的峰值下降到近年来的1%以下，已充分实现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但中国长期出现的经常账户顺差一直备受诟病。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利用WTO框架对发展中国家特殊优惠的条款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不公平竞争，致使美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乏力。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威胁退出WTO，抛弃现存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主张WTO上诉机构不能干涉成员国国内法律，并利用国内法律对欧盟、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制裁。全球贸易在重构国际贸易秩序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推动下，持续低迷。

第二，逆全球化使FDI和OFDI活动遭受重创，阻碍了跨国公司更好地发挥国际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限制FDI和OFDI发展，以遏制第二波全球化带来的贸易赤字上升和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受美国税改政策以及部分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的影响，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13%，已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2018年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大幅下降40%，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下降了10%。

第三，逆全球化扰乱了全球分工格局，威胁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和安全。第二波全球化期间，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管理和人才优势，始终站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达国家垄断了产业链的核心技术，阻碍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在贸易摩擦频发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行为，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带来危机。

第四，逆全球化实行技术封锁，阻碍了全球的创新扩散和科技进步。全球化为科技研发资源自由流动提供了便利，信息技术革命降低了信息流动成本，极大提高了信息交流速度，使得各国学者能及时获得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合作研发，极大推动了科技进步。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引进吸收再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派遣留学生等方式促进科技创新和积累，并在一些领域走向世界前列，开始为全球科技进步做出贡献。在全球化逆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技术协作计划”（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 TTCP）、“五眼联盟”等排他性技术集团，近年来更是通过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构筑科技壁垒和限制科研人员交流等方式，阻碍科技全球化。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所有科技领域全面领先，而人类共同面临着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和能源开发等诸多挑战，各国科学界不能无障碍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将损害全人类的福利，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

第五，逆全球化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政治和国际关系不稳定甚至国际冲突。一是逆全球化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采用激进方式表达自身诉求，他们发起各种破坏性游行示威活动，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造成社会分裂和动荡。英国脱欧公投时，脱欧派与留欧派各自发动大规模游行，引发英国政治和社会危机，并造成英国社会撕裂。二是逆全球化导致国际关系动荡不安。在逆全球化中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十分重视国家民族利益，他们反自由贸易、反精英、反建制派，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单边主义，摒弃现行国际制度和国际协调体系，使得国家间丧失信任。在当代各国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极易引发国际冲突和大国争霸。

在第二波全球化的后期，中国改革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化，既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亦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一是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二是中国抓住了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吸引外资，建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三是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四是中国成功选择了市场经济。五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实行全面脱贫，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六是近10年来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理应坚定支持全球化发展。

（一）积极参与重构国际经济规则，勇于在主导全球化中主动担当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全球治理政策全面转变，从一个积极维护现有世界秩序向全世界提供公共服务的“世界警察”转变为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美国推行逆全球化不是彻底摒弃全球化，而是重构有利于美国霸主地位的全球化。这对中国来说，必须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发生角色转换，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化的主导者，体现大国担当、大国风范，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赢、包容的国际秩序，谋求新一轮的世界长期繁荣。（1）中国要以更大的胆魄、更强的能力、更好的技巧，主动承担建设全球化的责任，建设一个利益共享、权力多极、多国共治、创新发展、开放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化。（2）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平衡的体现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制。（3）引领国际储备和支付机制改革，重塑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促使人民币与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共同承担国际货币职能，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

（二）夯实基于内需和全球化的国内大循环，锻造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遭遇美国遏制中国的“脱钩”政策不断升级和全面的战略围堵、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国际供应链的突然断裂，迫使中国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路径。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出口导向型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日渐式微，而基于内需的市场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空间广阔。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进入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大众高消费阶段，并将逐步形成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格局。根据这个特点，国内大循环的主攻方向是专注于新产业、新基建、新空间和新消费等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产业，促使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轨道。首先，培育新产业，奠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基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和大国效应，大力支持颠覆性技术引领的新兴产业发展，实现弯道超车，力争在新兴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占据高端地位，构建世界领先的现代产业体系。其次，投资新基建，建设高科技的物质基础设施。新基建的渗透性、网络性强，可以改造传统产业，存在协同效应。开发建设新基建，必须注重顶层设计，政府主导规划，全面开放市场，充分吸收民间资本已经形成的技术积累，引入PPP和基础设施投资REITs等金融工具。再次，打造新空间，全国一盘棋布局国内大循环。从空间上来看，人口、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完善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因而要打通区域间、城市间和城乡间要素流动障碍，打破市场分割，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国内大循环的全局布局区域内和区域间大循环。最后，开拓新消费，创造庞大的市场规模。新消费包括新消费模式、新消费领域、新消费人群和新消费方式。

（三）主动规划和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都是在逆全球化环境下促进全球化转型发展，推动中国深度融入以致主导全球化的一种策略选择。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大循环的根基和保障，国际大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标杆和支撑，把内需的规模优势打造成全球化中的国际竞争优势。第一，建立引领世界的国际大循环，更好地服务于基于内需和全球化的国内大循环。与过去推行的出口导向型低要素成本的国际大循环不同，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策略，是以内需为基础，虹吸全球先进要素，建立和完善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进而降低国际供应链的风险；是以国内企业参与或主导的世界先进的国际大循环带动国内大循环持续升级。第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实现出口市场的多样化。第三，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打造全球一流的营商环境。第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跨国公司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吸引全球的人才、技术，充分利用国际技术市场和跨国并购。

（四）创新驱动本土产业链现代化，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国应对危机的扩张性政策基本上是内向的，鼓励对内投资而不是对外投资将是普遍的政策倾向，供应链的本土化导致各国国内投资增加和对外投资的减少，国际直接投资将在整体上呈现收缩趋势。逆全球化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日本和德国等西方国家均采取措施鼓励产业回流或限制对外投资。疫情发生后美国把对华贸易保护政策恶化成全面“脱钩”政策，为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而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实行全面的战略围堵和“长臂管辖”，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科技封锁，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负重前行、奋力拼搏，在培育自主品牌、研发创新和培育现代化的本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方面立下汗马功劳。（1）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自主可控的世界领先的产业链。（2）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加大对产业链薄弱环节的投入并引导和支持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3）发挥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主导作用，加强产业链的薄弱和关键环节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储备，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4）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担当产业链“链主”。（5）大力培育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中高端产业，促进产业链现代化。（6）在沿海与内地、东北之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等区域，构建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培育和引进创新能力强、主业突出、带动力和关联度大且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行业龙头企业和在细分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小型“隐形冠军”企业。

（五）激发全人类的企业家精神，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而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是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群体推动的，这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真正动力来自于全人类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创新精神、契约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和开放精神。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元素，契约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和开放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元素。创新精神是一种知识创造，是价值观的连绵突破和持续创新；契约精神是一种文化信仰，是市场经济的支柱精神；合作精神是一种道德素养，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立身之本；敬业精神是一种职业习惯，是精益求精的行为方式；开放精神是一种学习态度，是立足全球的战略思维。当前，在全球化面临危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等多种因素相叠加的复杂情景下，更要激发和兴起全人类的企业家精神，培育勇于创新、信守承诺、精诚合作、精进敬业、开放包容的品格。我们期望世界各国共同遵守国际协议和国际法，以平等相待、互惠共赢的心态处理国际争端，防止单边主义和“退群”行为盛行而导致国际社会丧失互信，破坏遵守契约和真诚合作的基础，共同创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六）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筑牢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制度根基

在面对逆全球化冲击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情境下，更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内、对外开放，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首先，深化改革政府职能和权力，简政放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次，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地方垄断和行政垄断，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对外资、民营经济和国有资本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准入门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完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降低民间资本和外资准入门槛，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四，我国货物贸易法律法规已经相当成熟，亟待加强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法制建设。第五，有效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高筑的科技和知识产权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创新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知识创造潜能，构建世界知识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全球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对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要素流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全球化由极盛而衰落，反全球化的力量逐步积累会出现逆全球化的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治理体系陈旧等弊端。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相对受损，在国内“民粹主义”势力的推动下推行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期望减轻自身全球治理义务而增加权利，试图重构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强化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作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再次沉重打击了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使得发达国家重构全球化秩序的需求更加迫切。中国在第二波全球化的后期深度参与全球化，成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亦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本轮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将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国际上，体现大国担当，积极参与重构国际经济规则和增进全球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主动承担主导全球化的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和构建世界一流的产业集群，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塑造国家治理的“榜样的力量”。

注：为方便微信阅读，文中略去了原文中的注释和引文标识。本文原载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85-101页。欢迎个人分享，转载请联系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