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学人"微信公众号 2020年1月10日

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渐提高，10月份中国的CPI上涨率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4.4%，这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央行也随之在10天内连续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那么，本轮通货膨胀有什么特点？成因是什么？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本文就讨论这些问题。

一、我国本次通货膨胀的特点

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有三个特点。首先，基本上是物价普遍上涨。图1a和图1b画出了2010年1月至10月我国的居民消费分类价格指数（同比）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8大类商品中，除了衣着、交通和通讯两大类商品之外，其他各大类商品价格均上涨而且通货膨胀率有上涨的趋势；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两大类商品的价格指数也从年初的低于100逐步上涨到100以上。

其次，食品价格的涨幅远远大于其他类商品，而且食品类价格的涨幅与其他各类商品价格涨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10月份食品类价格涨幅比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高出5.7个百分点。而在食品类价格中，蔬菜类价格的涨幅又远远高于其他食品价格的涨幅，10月份鲜菜价格的同比上涨率达到31%，鲜果价格的上涨率达到17.7%。

第三，本轮通货膨胀是在资产价格飞涨之后发生的。与商品价格的上涨相比，资产价格在近几年的上涨更为引人注目。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高速上涨，其中仅2009年，从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价几乎翻了一番，而政府的房价调控措施几乎毫无效果。玉石、文物、古董、字画、高级酒等可以储藏的商品价格也大幅度上升。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面临的是物价普遍上涨的局面，这种局面包括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两个部分。其中，资产价格的上涨从时间上领先于商品价格的上涨，涨幅也远远超过商品价格的涨幅；而在商品价格的上涨中，食品类价格尤其是蔬菜类价格的上涨幅度又要远远高于其他商品价格的涨幅。

二、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成因

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这跟以前的通货膨胀有所不同。我国以前的通货膨胀多数为需求拉动型的，现在，随着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我国的通货膨胀中成本推动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分别讨论为什么会出现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个类型的通货膨胀。

1．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而货币供给增长过快的原因则是外汇流入过多。近年来，外汇流入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唯一途径。图2反映了这种情况。图2给出的是从2000年1月到2010年9月我国的外汇占款与储备货币（也就是基础货币）之比。在2001年，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43%左右，2006年初这一比例超过100%，此后这一比例继续上升，最高时达到129%，目前维持在12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的基础货币完全是由购买外汇投放的，不仅如此，中央银行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回收因购买外汇投放的部分基础货币。

外汇流入导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了大量发行央行票据的政策回收基础货币，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其结果，物价上涨就不可避免。但是，我国的物价上涨却有其特殊性。当流动性过剩出现时，首先上涨的是资产价格，随后商品价格开始上涨，而且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低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从供给来说的，从需求来看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二者是一个意思。“有效需求不足”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消费需求快达到饱和，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很低，因此随着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增加，老百姓并不大量增加消费，而是增加储蓄，而储蓄就是对各种资产的需求。其结果，资产价格首先上涨，而商品价格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不涨或小幅上涨。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逐步下降，过剩的流动性会逐步流入商品市场，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但由于人们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消费需求增加的幅度远小于资产需求的增加幅度，从而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要远小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

2．成本推动

生产成本上升是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原因。

首先，工资成本上升。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各种引人瞩目的事件如“民工荒”现象、某企业连续出现十几次员工跳楼事件、频频出现的劳资纠纷和罢工等等都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相应的，中国各地政府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也导致工资成本上升。

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工资成本上升并不是坏事。实际上，工资成本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而居民生活水平又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居民收入的大部分是工资收入，因此，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工资，这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工资成本的提高本身对经济就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工资提高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另一方面，工资提高又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给企业生产和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问题。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原材料、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也迅速提高。这导致资源价格的上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第三，随着节能减排在全世界逐步得到认可，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压力，我国政府对节能减排也越来越重视，相应的要求和标准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企业就得增加人力、物力，这就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第四，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重视，因而对环境保护、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活的舒适度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满足这些要求也需要增加投入，这就客观上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滞涨”。美国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国目前的成本上升也会有相同的结果。

3．小结

以上分析有助于解释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首先，流动性过剩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这包括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两方面；其次，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二者共同作用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商品价格上涨从时间上落后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从涨幅上低于资产价格的特点；第三，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要高于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因此，在本轮通货膨胀中，农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价格的上涨幅度远高于其他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三、我国目前应该采取的政策组合

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的通货膨胀呢？我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框架过于简单，已经无法应对目前的通货膨胀。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需求管理，而需求管理在应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时效果很好，但在应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时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就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框架方面进行创新。在本节，我们首先讨论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然后引入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框架，然后讨论应对目前的通货膨胀的总体思路和政策组合。

1．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

需求管理政策最主要的局限性有两个。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不能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交替关系。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忍受较高的通货膨胀，而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就得忍受高失业。这是需求管理必然的结果。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在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即“滞涨”）方面效果很差。如图3所示，假定开始时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此时的价格水平为Pf，产出水平为Yf。假定由于某种原因，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总供给曲线左移至AS2，均衡价格就会上升到P1，均衡产出下降至Y1，经济中就会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滞涨”。此时，如果用需求管理来应对，效果就较差。比如，如果要消除失业，那就得扩大总需求，使得总需求曲线右移至AD2，其结果均衡价格水平很更高，加剧通货膨胀的问题；而如果要消除通货膨胀，就得降低总需求，比如把总需求曲线左移至AD3，这就可以维持价格水平不变，但失业问题又会加剧。因此，需求管理无法应对这种局面。

因此，在经济面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需求管理不管怎么做都有重大缺陷。要解决失业问题，通货膨胀将更严重；而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就必然进一步推高失业。因此，要应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必须引入一种新的管理工具，这就是供给管理。

2．供给管理

在图3中，在出现“滞涨”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某种办法使得总供给曲线移回AS1，那么失业就会被消除，而且物价也不会上涨。这样的政策就是供给管理政策。

苏剑（2008）、刘伟和苏剑（2007a、2007b）探讨了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许多人认为，供给管理政策只适应于长期调控，不适合短期宏观调控。在他们看来，一个经济的总供给是由这个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的规模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因此在短期内总供给是无法调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从图3中可以看出，总供给曲线的位置是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企业的生产成本却是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调控的，政府只要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因此，供给管理是可以用于短期调控的。

那么哪些政策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呢？也就是说，政府的短期供给管理政策工具都有哪些呢？苏剑（2008）、刘伟和苏剑（2007a、2007b）对此有较为细致的探讨，他们列出的短期供给管理政策工具有以下几类。

首先，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因为货币政策调节的是利率，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因此，利率的变化直接会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当然，货币政策也影响总需求，因此，货币政策既是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给管理政策，其需求效应可能大于供给效应。

其次，财政政策。一些财政政策工具也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比如针对企业的税收政策，减税意味着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利润上升，其效应相当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其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可以作为供给管理政策工具，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然可以被用于短期需求管理，自然也就可以被用于短期供给管理。

第三，要素价格政策。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能源、原材料价格等，都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实际上，货币政策也是要素价格政策的一种。

第四，行政、法律手段。通过行政、法律手段调节企业在某一市场的准入条件和审批手续办理的难易程度，可以达到调节某一行业的总供给的目的，这也属于供给管理。

第五，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政策，比如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深化改革等等，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3．以总供求模型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框架

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框架采用的还是IS-LM模型，强调的是需求管理，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知道，IS-LM模型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那时的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需求一边，对供给一边缺乏了解，也不甚重视。因此，基于IS-LM模型的政策体系就被称作“需求管理政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总供求模型（即AD-AS模型）已经取代IS-LM模型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分析框架，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依然强调和倚重“需求管理政策”，对“供给管理政策”依然不理不睬。在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总供求模型的今天，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却依然是古老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显然严重滞后于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

本人认为，在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总供求模型的今天，继续用IS-LM模型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已经过时，应把总供求模型作为这样的框架。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分析框架应该让位于以“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分析框架。这两个框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的不同在于：

（1）在目前的政策分析框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被看作是需求管理政策。这实际上是不对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二者都既可以影响总需求，也可以影响总供给，因此可能是需求管理政策，也可能是供给管理政策，一项具体的政策也可能同时具有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苏剑，2008）。

（2）以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为核心的政策体系显然比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核心的政策体系高一个层次，因此内容也更加丰富，可以实现多目标，应对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一个经济面临的冲击无非来自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因此，只要我们能够认清楚冲击的来源，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它；（苏剑，2008）指出，一般情况下，应尽可能用需求管理应对需求冲击、用供给管理应对供给冲击。

（3）与需求管理相比，供给管理政策工具更为灵活多样，可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精细化管理或者“微调”。比如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收入分配政策都可以对受影响人群、地区或行业予以精确界定，因此就可以针对特定的人群、地区或行业设计政策。我国的外资优惠政策、高科技行业优惠政策、国企优惠政策等等都属于这类政策。

4．我国目前应该采取的政策组合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政策组合，用需求紧缩应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用供给扩张应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在图3中的反映就是使得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移回原来位置，从而既避免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也避免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在原有的框架下谈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松紧搭配已经解决不了目前的经济问题，因为在原有的框架下不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搭配都是需求管理政策，不同的只是需求变动的来源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无论需求方面如何变化都应对不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四、我国目前应该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

那么，“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政策组合中，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政策呢？

1．需求紧缩

需求紧缩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财政性需求紧缩，一是货币性需求紧缩。在需求紧缩的大框架下，需求管理内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可以松紧搭配，这跟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没有区别。

首先，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紧缩不合适，因为财政性需求政策直接影响总需求，因此会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尽管我国目前面临通货膨胀，但应该承认的是，通货膨胀率只有4.4%，绝对水平并不是很高。无论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物价不可能不变，否则价格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因此物价的变动是很正常的。物价上涨率过高，老百姓可能就承受不了；而物价上涨率过低，经济就容易陷入通货紧缩，而治理通货紧缩的难度远远大于治理同样幅度的通货膨胀。因此，一般而言，2-3%的年通货膨胀率是最佳的，低于2%经济就容易陷入通货紧缩，所以一般而言，一旦通货膨胀率低于2%，调控当局就会紧张起来；而高于3%的话，某些特定人群受的影响可能过大，政府就必须应对，原因就在于物价上涨往往不是所有商品价格以相同幅度上涨，而是某些商品价格上涨快，某些价格上涨慢，某些商品的价格甚至还在跌，比如目前的经济形势就是这样。因此，目前的4.4%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来说不算太高，但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对低收入家庭影响较大，所以应该采取措施治理。在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商品价格总体涨幅仅4.4%，这足以说明商品价格受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也就是说尽管老百姓手中有钱，他们想买的也是各种资产，以使自己的资产保值，而不是大量增加消费，因而资产价格的涨幅远大于商品价格的涨幅。因此，我国就不应采取财政性需求紧缩政策。

其次，我国应该通过数量型货币政策来实施紧缩性需求管理，也就是所谓的“量化紧缩”政策，而不是价格型政策，即加息。

在我国，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跟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利率是市场化的，货币供给和利率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货币供给和利率之间中央银行只能盯住一个，放开另一个；而在我国，利率不是市场化的，货币供给和利率同时受中央银行控制，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货币政策的效果跟那些国家就不一样。

假定我国不紧缩货币，但提高利率。结果会如何？加息会导致企业减少投资，这一方面会紧缩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会导致企业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多余出来的货币就会流向资产市场，加剧资产泡沫。因此，加息在我国的效果就是紧缩实体经济、扩张虚拟经济。这不符合我们调控的目的。

而“量化紧缩”政策的效果就不一样。假定我国不加息，但设法减少货币供给。由于我国目前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所以货币供给减少并不影响资金的可得性，而利率不变也不影响企业的投资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不受影响，货币供给的减少直接减少了资产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因此有助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也就是说，“量化紧缩”不影响实体经济，但紧缩虚拟经济。正好满足我国目前的调控目标。

那么，如何实施“量化紧缩”呢？首先，应该采取更为严厉的资本管制以限制热钱的流入。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18%，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的空间也很小。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不足以应对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如前所述，外汇流入是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所以，减少外汇流入就应该被作为紧缩货币的主要着眼点。而在我国目前利率相对其他国家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比较强烈的情况下，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手段不便采用，实施更为严厉的资本管制几乎就成为唯一选择。

其次，应鼓励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对外投资有助于消化掉目前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化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我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之后，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资金规模等都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已经具备了对外投资的条件；而我国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又迫使我国通过这一领域的对外投资来保证我国的资源安全。因此，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对我国经济有利无害。

2．供给扩张

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是应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即“滞涨”的最佳对策。

首先，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的税收，比如企业所得税、企业增值税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企业实际得到的利润率，有助于刺激供给。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率一直高于GDP的增长率，意味着资源急剧向政府积聚，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持续攀升。给企业减税有助于抑制这种趋势，同时也抵消了成本上升给企业增加的负担，增加了总供给。

其次，加速人民币升值。我国目前对外部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降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因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我国经济来说，这相当于一个有利的供给冲击。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目前国内多数人对人民币升值充满疑虑，主要是担心其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刘伟和苏剑（2010）指出，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人，强调的只是升值后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优势会被削弱；在刘伟和苏剑（2010）看来，人民币升值也罢、不升值也罢，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最终都会被削弱，但不升值反而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他们比较了人民币升值和不升值两种情况。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会立即被削弱；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这种价格优势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导致外汇大量流入中国，结果导致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从而引发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最后传导到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价格还得上升，从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被削弱。因此，在他们看来，不管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最终都会被削弱，但升值还能避免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更有利。

第三，改善管理、深化改革，以降低成本。比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助于改善政府服务、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金融体系改革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就业体系改革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

第四，从长远来看，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最终还得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比如促进技术进步，包括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技术改造、调整要素投入组合、进行自主研发等等，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这些起作用往往比较慢，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之间时滞比较长，而且不确定性较大。但这些措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不管其作用什么时候显现，都对当时的经济有利无害，缓解那时宏观调控的压力。因此，虽然对目前可能效果不大，但也不能忽视。

五、总结

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历次通货膨胀不同。本次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造成的，因此，要治理它就得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下手。尤其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下根本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目前应该采取“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政策组合。需求紧缩应该主要依靠“量化货币紧缩”政策，具体政策包括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和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供给扩张主要依靠降低企业税收的政策、加速人民币升值、深化改革、改善管理，以及技术进步政策。

应该看到的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呈现出上升趋势，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将是中国经济的常态。因此，着眼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应该受到我国政府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苏剑. 供给管理政策及其在调节短期经济波动中的应用[J]. 经济学动态, 2008年第6期, 18-22

刘伟, 苏剑. 人民币升值及应对措施[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即将发表）

刘伟，苏剑. 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J]. 经济研究, 2007年第2期,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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