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差异和预测 *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Siliverstovs等，2011；汪伟等，2015)、资本积累(李超，2016；姚东旻等，2017)和技术创新(Acemoglu等，2017)等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另一方面，老龄化可以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闫海春，2020)。在追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如何充分发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其首要任务是厘清老龄化发展形势、发展质量等。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老龄化发展形势已十分严峻：早在2000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达7%，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8年，人口老龄化系数高达11.9%，老年人口将近2亿，且高龄人口约3000万，高龄比达17.76%。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和区域人口老龄化差异逐渐凸显，成为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显著特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201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从6.67%上升到7.68%；农村则从7.56%升至10.06%，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发展速度远高于城镇。分四个区域而言，数据表明： 2018年东、中、西和东北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系数均值分别为11.82%、11.55%、10.18%和13.19%，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最低，而东北区域老龄化程度最高。根据《全国老龄办关于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未来40年中国将经历三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增长数量和比例将呈现出剧烈波动态势，波动幅度超过50%。通过以上基本数据可知，当前人口老龄化具有增速快、绝对规模宏大、波动幅度大(会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剧烈的震荡效应)、高龄化程度日益显著、区域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分化以及城乡倒置等基本特征。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知，当前很多学者主要是从增速、规模等数量指标来进行定量研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逻辑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发展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仅仅从量的一面来进行刻画研究存在严重的不足。

结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人口发展周期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对老龄化高质量发展进行如下界定：老龄化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趋势下，人口发展矛盾由数量矛盾向结构矛盾转化，城乡发展逐渐实现结构优化，区域逐渐实现协调发展，并最终逐步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一种健康(绿色)发展模式。通过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历程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城乡、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存在显著差异，而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作为两个子总体，其内部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极化趋势，具体为老龄化程度深的地区老化速度越来越快，老龄化程度浅的地区老化速度较慢，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乡区域人口老龄化进程失衡，进而从侧面反映出人口老龄化高质量发展潜力不足。因此本文测算各区域的极化指数，量化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同步和区域均衡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情况。具体表现为极化程度越低，发展越协调，即发展质量越高。

在学术研究中，极化测度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已应用于分析劳动力(吕世斌等，2015)、居民收入(龙莹，2015)、旅游发展(赵磊等，2014)、省际经济发展(欧向军等，2012)、区域经济发展(刘耀彬等，2006；叶磊等，2012)等多方面。目前，学术界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针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形成的原因，认为城镇化是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是城镇化进程通过引起乡-城人口迁移造成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朱勤，2014；童玉芬等，2014)；二是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认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未来一段时期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继续拉大，但此现象不会长期持续(杜鹏等，2010；林宝，2018)；三是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和对策，认为在城乡人口老龄化存在差异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养老问题十分棘手，养老保险制度亟需改革(刘昌平等，2008；刘军伟等，2010)；四是人口老龄化的差异测度，如陈明华等(2018)运用泰尔指数方法测度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差异，以及孙蕾等(2015)、周春山等(2018)通过直观比较、方差分解、静态测度等方法对人口老龄化特征进行测度和分解，只有赵周华等(2019)运用动态聚类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差异进行测度。

总的来看，目前城乡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果影响、发展趋势等方面，只有少数学者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特征进行测度，且没有从城乡和区域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不够全面直观，同时缺乏从内在发展质量视角进行考察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聚焦于城乡和区域人口老龄化测度，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选取老龄化系数和老年抚养比两个指标，首先对城乡和区域差异进行统计描述；其次运用EGR极化指数从城乡和区域两视角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演示了老龄化发展过程，验证城乡人口老龄化质量的发展趋势；最后对城乡人口老龄化质量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研究意义在于：丰富相关研究、夯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研究内容；确切掌握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差异及变动趋势，为调整、规范、解决中国老年人口的各种社会问题指明方向；有利于完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调整人口政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特征事实和基本意义

(一)基本特征事实

在中国有近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与此对应，农村的老年人口远高于城市。表1列出了近年来中国65岁以上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口0.01%抽查情况，其中2000年中国城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查为2879万人，老年人口系数为6.3%；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查数为5938万人，远多于城镇人口，但老年人口系数却比城镇高1.05个百分点。到2015年这种差距明显拉大，农村老年人口系数比城镇高4.22个百分点。由表1中数据可得，农村老龄化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城镇，老龄化发展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图1和图2分别刻画了城乡老龄化系数的分布，由图可知，1998年至2016年，各省份城镇的老龄化系数整体增加，1998年均匀分布在5%～6%、6%～7%、7%～8%、8%～9%、9%～10%五个区间，2016年均匀分布在7%～8%、8%～9%、9%～10%、10%～11%、11%～12%、12%～13%六个区间；而各省份农村的老龄化系数整体增加，增加幅度远大于城镇，分布形势从趋于平均分布到较为集中分布在4%～6%、10%～12%、14%以上三个区间。基于以上分析，农村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镇。

表1 近年来我国城镇与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抽查情况

数据分别来自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图1 城镇老龄化系数频数分布图

图2 农村老龄化系数频数分布图

(二)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后果与基本意义

本文认为，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

1.收入差距。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对收入差距有拉大作用，这种拉大效应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作用效果越大(王笳旭等，2017)。因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农村地区适龄生产力远少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缺失，且适宜老年人就业的产业较少，以至于部分老年人口没有收入，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

2.创新发展。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导致农村地区政府投入创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足。高龄人口增多，政府面临沉重的医疗和养老负担，在公共预算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养老支出增加，严重挤压了政府对科技研发和教育投资等方面的支出，且老年人口的创新能力显著低于年轻人，因此，城乡老龄化差异不利于农村地区经济创新发展。

3.城乡经济发展空间。随着城镇化的进行，乡-城人口迁移人数增多，城镇经济发展空间得到了充分开发，但是由于过多的劳动力的涌入也给社会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住房问题、进城打工子女教育问题等)。相对地，由于电商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更加多元化，即农村经济存在大量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该空间并没有被合理利用。因此，城乡经济的发展空间存在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效应带来了社会众多方面的压力。

城乡人口发展差异带来的矛盾和压力，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来说更加艰巨。因此，确切掌握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差异及变动趋势，研究城乡和区域人口老龄化差异意义重大：(1)为调整、规范、解决中国老年人口的各种社会问题指明方向；(2)有利于完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冲击；(3)有助于调整城乡人口结构，合理储蓄中国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4)为政府部门制定促进城乡经济和谐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测算与比较

根据近年来中国城乡老龄化系数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城乡人口老龄化进程存在显著差异。而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作为两个子总体，其内部成员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极化趋势，表现为老龄化程度深的地区老化速度越来越快，老龄化程度浅的地区老化速度较慢，可能会导致老龄化进程愈加严重失衡，老龄化发展质量严重下降。因此，接下来这部分考察我国城乡老龄化极化趋势，即发展质量变化情况。

(一)测算方法

已有研究中关于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测算方法主要采用Wolfson指数、ER指数和EGR指数，其中，Wolfson指数在测算时需将样本分成低水平和高水平两组，只能测度两极分化，采用此指数易偏离实际差异；而ER指数可测度多极分化，认为组内成员自然聚集，组间成员自然疏离，但在数据差异较小时，较为不敏感。Esteban等(2007)对ER指数进行改进，提出EGR指数，它可以克服组内人员一致认同的局限，可以较为精准地反映组内和组间差异，且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因此，本文采用EGR指数测算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1)

其中，φ>0为标准化常数，v为分组个数；pk和ph为第k、h组样本容量所占份额；μk和μh分别为第k、h组人口老龄化系数均值；α为0～1.6之间的任意取值。GA和GB分别为总体、区域间基尼系数，二者的差值反映组内的不平等程度。β>0为衡量组内相似程度的敏感性参数。基尼系数GA和GB计算公式为：

(2)

这里，yt和ys分别代表第t、s个体的人口老龄化水平，N为样本容量。

(3)

其中，λk和λh分别为第k、h组样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均值与整个样本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总体均值的比值。Gk为第k组样本的基尼系数，GR为剩余项，用于反映不同组样本重叠产生的交互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大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重增长的动态过程，本文选取人口老龄化系数对其进行度量，具体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在总人口数的比重衡量。参考大量文献，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用老龄化系数或老年抚养比，两个指标衡量出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结果应大体一致。为了检验用老龄化系数作为极化程度测算指标的结果是否有代表性，进一步用老年抚养比进行极化测算，比较其极化系数。具体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衡量。本文数据为省级面板数据，截面为31个省(直辖市)，时间跨度为1998—2018年，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在实际测算过程中，为保证EGR指数介于0～1之间，参考Esteban等(2007)以及陈明华等(2018)相关参数设定，φ=1，α=1.5，β=0.1。

(二)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测算

表2展示了全国农村、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的极化指数测算结果。在研究期间，全国农村的两极分化指数先上升至2005年的0.019，2005—2009年维持平稳，2009年后开始逐步上升，于2010年达到最大值0.029；城镇的极化指数处于波动状态，上升和下降趋势交替出现。总体来看，两者均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在不断上升。为了验证人口老龄化系数对整体进程的代表性，本文进一步用老年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指标，测算结果见表2。其中老年抚养比测算的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全国农村的极化指数从1998-2005年上升至0.0225，2004—2009年维持平稳，2009年后开始稳步上升，于2011年达到最大值0.0310；同样，城镇的极化指数处于波动状态，上升和下降趋势交替出现。总体来看，两者也均处于上升趋势，用老龄化系数和老年抚养比两个指标测算出来的极化趋势基本相同。

表2 EGR指数测算结果

注：根据作者计算整理。

图3 城乡人口老年化极化过程：人口老龄化

根据表2的极化指标数据，图3和图4刻画了人口老龄化两个指标的极化变化过程，对城镇、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进行直观对比。由图3知，1988—2004年间，城镇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显著高于农村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在2005—2009年间，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旗鼓相当，但是2009年之后，农村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显著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 并且两者差距在扩大。根据图4可看出，利用老年抚养比刻画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质量，其变化过程与老龄化系数刻画的极化过程大体相同。

图4 城乡人口老年化极化过程：老年抚养比

综上所述，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质量变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村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较低，即农村发展质量高于城镇；第二阶段，农村和城镇发展质量趋同；第三阶段，城镇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显著高于农村，且两者的发展质量差异在不断增大。

(三)区域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测算

考察到区域异质性，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域的情况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13日的划分办法，四大区域划分为: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 (含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部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图5刻画了东部区域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极化指数。由图可知：1998—2006年城镇和农村老龄化极化趋势基本一致，EGR指数缓慢上升，2006年后，城镇老龄化EGR指数趋于平稳，而农村老龄化EGR指数上升，即说明东部农村的老龄化发展质量还在继续下降，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重。图6刻画了中部区域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极化指数。根据图6可以看出，1998—2002年，城镇老龄化分化程度普遍高于农村，2002年后出现反转，农村老龄化极化程度大幅上升，2008年达到最大值，2008年后EGR指数逐步下降，但仍然高于城镇。

进一步，图7和图8分别刻画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的极化指数。西部地区：农村老龄化极化程度稳步上升，城镇老龄化极化程度缓慢降低后趋于平稳，城乡对比变化过程为：2003年前城镇>农村、2003年后城镇<农村；东北地区：农村和城镇老龄化极化指数值变化均呈现上下振荡，其中农村带有微弱的上升趋势，而城镇有轻微下降趋势，且农村整体极化程度略大于城镇，即农村发展质量低于城镇，但东北地区总体发展质量较稳定。

图5 东部地区城乡人口老龄化极化

图6 中部地区城乡人口老龄化极化

图7 西部地区城乡人口老龄化极化

图8 东北地区城乡人口老龄化极化

综合对比四个区域的老龄化极化情况明显可知：(1)老龄化发展质量在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居于第三，东北地区发展质量最低；(2)城乡老龄化发展差异明显存在于不同区域间，普遍现象是农村老龄化发展质量低于城镇，且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在不断降低。其中东北城镇和西部城镇的发展质量在不断提高，而中部和东部地区城镇老龄化发展质量在不断下降。

四、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演进过程

极化指数仅刻画了城乡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差异，然而城乡和不同区域间老龄化水平和增长速度也有较大差异。为了直观感受人口老龄化变化过程，进一步了解极化指数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特征的刻画是否具有代表性，本文对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过程进行动态演进，了解城乡和不同地区的老龄化发展速度和质量，检验本文的质量测度，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区域人口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由于Kernel密度估计法是一种重要的非参数估计方法，目前在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广泛使用，它能够对人口老龄化指标的概率密度进行估计，并用连续的密度曲线对人口老龄化的分布动态演进情况进行可视化描述。因此，本文采用非参数估计的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人口老龄化的动态演进趋势。密度函数形式公式(4)：

(4)

其中，f(x)表示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密度函数，x为均值，N表示观测值的个数,X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K(·)为核函数；h为带宽，h越大，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密度函数曲线就越光滑，估计精度会相应降低，因此在实际研究中一般要选择较小的带宽。此外，核函数还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5)

常用核函数包括三角核函数、四角核函数、高斯核函数等，本文选取高斯核函数进行估计并制作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分布动态演进图。其中曲线的分布位置表示各省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高低，波峰高度和宽度反映发展速度差异，波峰数量反映空间极化程度(陈明华等，2018)。

根据图9，可以看出，1998—2018年中国农村老龄化系数的分布大体呈现向右移动的趋势，说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是逐步提升的。与2000年相比，2005年、2010年、2015年的峰值明显变小，宽度拉大，说明中国农村老龄化水平的地区差距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核密度曲线在2000年出现了多峰形态，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出现了严重的极化现象，但相较2000年，近年来波峰数量有所减少，说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极化程度有轻微降低。

图9 农村老龄化空间演进动态过程

图10反映了城镇老龄化系数的分布动态演进情况，与农村老龄化系数类似，中国城镇老龄化系数核密度曲线向右发生移动，表明中国城镇老龄化水平在1998—2018年也是逐步提升的。在考察期内，核密度曲线在2000年、2010年、2015年均出现多峰现象，说明城镇老龄化系数存在一定的空间极化特征。但是，与2000年相比，2005年、2010年、2015年的波峰高度降低，波峰宽度增大，说明城镇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距也在扩大。

图10 城镇老龄化空间演进动态过程

综合图9和图10，通过对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核密度曲线进行比较发现：(1)在考察期内，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曲线均向右移动，即城镇和农村不同区域间老龄化水平都不断提升；(2)曲线的波峰宽度均增大，但农村曲线波峰宽度比城镇增加幅度大，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布差异比城镇大，此结果与前文一致，即人口老龄化在不同地区间发展质量表现为农村大于城镇。

五、差异成因及其发展趋势

(一)差异成因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主要受三个直接因素的影响，即生育、死亡和迁移(曾永凤等，2018)。从生育因素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全面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上获得显著成效，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但这项政策在城镇的执行效果优于农村，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得比城镇要晚，因此在考察期间，城镇生育水平低于农村。假定死亡和迁移因素相同，城镇老龄化程度应该高于农村。从死亡因素分析，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医疗水平、养老保障体制明显优于农村，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农村长，基于这两个因素，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应该高于农村，但事实却相反，合理推测城乡人口的迁移流动是造成差异的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根据预测，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2000—2020年内每年的乡-城转移人口为1 500万左右，其中有70%～80%为15～64岁的劳动人口(王金营等，2007)。由于大量年轻人口从农村迁往城镇，使城镇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上升，深化了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另外，许多农村青壮年在迁入城市时，同时将其妻子和子女迁出，农村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相对增加，使得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增大，由此可以说城镇化是造成差异的间接原因。

而城乡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极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一，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致不同区域间的公共服务质量、医疗水平、消费水平等存在差异。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具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和医疗设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基础设施、卫生医疗条件不完善，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不均衡现象，反映为极化程度增大。第二, 经济发展不均衡引起人口转移。研究表明: 公共服务质量差异(杨晓军, 2017) 、户籍歧视( 曾永明等，2018；庞伟等,2019 )等原因, 加剧了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城市间经济社会发展愈发不平衡, 造成区域间人口流动会向行政层级更高的区域或城市集中(黄燕芬等,2018 )。而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转移导致劳动力流出地区人口老龄化升高、流入地区人口老龄化降低，最终各地区老龄化程度逐渐向两个极端靠近，低的继续降低，高的继续上升，呈现出极化程度增大的趋势。如东北地区城镇和乡村基本均为人口净流出区域, 因此表现为整体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由于城镇人口较农村人口流动性更高一些，因此表现为东北地区农村极化程度略高于城镇极化程度,镇和农村区域内差异较小。

(二)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根据时间序列分布的记忆性，对2019-2022年的城乡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进行预测，观察未来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的变化，预测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分析，城乡人口老龄化极化程度未来仍然呈扩大趋势，即发展质量仍会下降，但下降速度逐渐减缓。从前文分析，人口迁移流动是造成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预测，2000—2020年每年乡-城转移人口中劳动人口数为1 050～1 200万(王金营等，2007)。只要城乡经济差异存在，城镇对农村青年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由此可预见，城镇将继续吸收劳动人口，减缓自身老龄化的同时加深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短期内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和发展质量差异仍会继续拉大。

表3 城乡人口老龄化极化指数(EGR)预测值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逐渐扩大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已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显著特征，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会引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同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应对人口老龄化，厘清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和预测未来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城乡和区域人口老龄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测算出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和演进过程，然后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形成显著差异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并预测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未来趋势。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1998—2018年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年均增长0.3%，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年均增长0.1%，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速度高于城镇；第二，1998—2018年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均呈现下降趋势，且农村的发展质量低于城镇；第三，从各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的发展质量变动相对统一，均表现为降低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城镇发展质量显著高于农村，可见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差异较大，极化程度较高；东北地区城镇和农村老龄化极化指数在0.25上下波动状态，即农村发展质量与城镇趋同，人口老龄化差异较小；第四，根据预测结果，未来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在短期内将呈现增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根据地区客观发展条件，减缓城乡老龄化差异和发展质量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冲击：(1)鼓励农村地区发展产业，采用奖励政策鼓励城市青年前往农村创业或就业，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均衡发展；(2)鼓励老龄产业发展，根据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适合老龄人群的新职业。第二，从源头治理，避免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的拉大：(1)加快地区城镇化建设，促进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留住劳动力本地就业；(2)为缓解农村人口高度老龄化和预防未来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提升，应积极落实全面二胎政策，特别针对极化趋势最明显的中西部农村，应加大力度鼓励生育并适当给予生育奖励。第三，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应对城乡老龄化差异导致的城乡养老负担压力差距。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完善，有能力参加和享受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较少，应尽快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尽量让更多农村地区居民享受此项惠民制度，减轻农村子女养老压力。最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理解人口转型问题为切入点，思考当前阶段人口数量和质量以及同人口结构综合平衡问题。在人口老龄化不可逆的现实背景下，应确立“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分布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并以此支撑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后的人口比较优势。此外，要从根本上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实施人力资源和区域资源禀赋的优化配置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