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动能源转型需符合自身实际能力_北京转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于10月31日召开，与会方围绕《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全球气候目标等气候治理焦点问题展开对话。大会召开前，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和《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中国的目标是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就需要在能源转型上投入更多力量，而以中国目前的能源安全结构看，能源转型代价巨大。

能源安全涉及能源、经济增长和政治实力等诸多方面，狭义地讲，它是指为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确保以合理和稳定的价格获得能源供应。但是，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发展，“能源安全”概念在国家发展、生存和环境三个维度上多重关联、相互交叉，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也显著增加。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能否顺利协调好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的关系，已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中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并着手能源转型。根据2021年10月27日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由国家力量推动的能源转型工程是从2011年开始的，即将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但在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影响能源安全的要素不断增多，并聚焦于以下结构性问题：

一是对外依存度高。在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下，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对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较小。反之，则会出现较大的能源安全问题。根据中国能源局统计，中国的石油、天然气、核原料对外依存度在70%、43%、90%以上，并分布在受大国关系影响密切的地区和国家，大国博弈的程度对中国能源安全有着直接影响。

二是存在结构性短缺且优化难度大。尽管中国积极响应《巴黎协定》，将煤炭消费比重从2010年的70%降到了2021年的56%，但在能源转型中，中国农村付出了巨大成本。“煤改电”是中国农村地区实施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政策，仅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农村地区，就涉及约2715万户农村居民。在“煤改电”之初，因电力基础设置配套不足、电费高、观念不到位等问题，给农村带来了诸多困扰。而且，虽然经过中国电力企业的努力，中国非石化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超过煤电，但短期内煤炭是中国发电主力的地位仍不会改变。除农村地区受影响外，“错峰生产”也将增加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三是对外贸易呈现碳逆差。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了48.84%。为实现能源转型，中国将逐步淘汰高碳出口产品，但这会使中国的外汇、财政和就业等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发达国家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便中国削减高碳产品在贸易结构中的占比，但若没有物美价廉的低碳产品来取代，这部分高碳产品依然会被其他国家承接。实际上，很多高碳产品生产都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也是一些高碳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发达国家征收“碳边境税”美其名曰是“用经济手段推动减排”，却似乎有反复薅发展中国家羊毛之嫌。

总之，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需符合自己的实际能力，更要保持适度的能源安全水平，对内要避免激进、运动式的能源转型，对外则要结合自己的战略利益参与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