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地、各行业正在积极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作为“双碳”工作的前奏，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成为推进倒逼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抓手。然而巅峰能源在多个能源大省采访发现，高压之下，个别地方火急火燎下任务、摊指标，不仅影响了企业生存发展，也给百姓正常生活带来干扰。业内专家呼吁，欲速则不达，各方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学稳妥推进能耗“双控”，为“双碳”打好坚实基础。
眼下石油市场行情上行，各地开足马力生产。可北方一家煤制油分公司却冷冷清清，领导和职工愁眉苦脸，甚至向总公司发了函——申请停产。“一周来三次，发改、能源、统计等部门一再要求、反复盯梢，让我们今年一季度能耗总量同比降低5万吨标准煤，可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基本没生产，能耗基数较少，很难完成降耗任务。”这家煤制油分公司总经理张恒（化名）说，“有干部直言，‘实在完不成，停了得了’。”这家公司的遭遇不是个例。“十三五”期间，一些省区未完成国家能耗“双控”指标任务，有的因排名靠后被国家发改委约谈和通报。2020年下半年以来，不少省区出台一系列政策，全力部署“十四五”和2021年能耗“双控”。有的从省区到市县、到企业，逐级向下分解能耗“双控”任务指标，相关部门和企业倍感压力。相较于停产，更严重的是退出。最近，北方一个工业园区中的11家企业，由于矿热炉在25000千伏安以下，被纳入退出。“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只是为了适应能耗‘双控’要求，迫不得已退出。”工业园区分管相关工作的干部说，“11家企业面临退出，背后至少是1000人的就业问题，园区和企业都很为难，目前没有补偿方案。”“双控”的触角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这几天，在东北一县城居住的王女士晚上不敢出门，因为当地政府下文要求，“全县所有街道路灯全天关闭”，“建筑亮化、企业及商户牌匾亮化、LED屏及路灯灯箱全天关闭”。王女士很无奈：“黑灯瞎火，开车和走路都很不安全，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夜经济也停了。跳广场舞、锻炼身体的人也少了，真糟心。”采访时多次遇到电梯关停的状况。一栋五层高的政府大楼原本4部电梯运行，为降耗全部停运，干部职工整日爬楼梯，中午还得忍受大楼“集中停电一小时”。有干部直言：“能耗‘双控’本来是件好事，但如果连基本工作生活都受到干扰，就出问题了。” 能源大省既要保障全国能源供应，又要担起减排降耗的重压，其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这其中既有积重难返的尴尬，又有任务压顶的焦虑，以及办法不足的无奈。多年来，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能源大省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了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内蒙古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高耗能行业企业占比近一半，能源原材料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7.2%。2020年，内蒙古单位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且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比高达80%。“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趋势，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源研究专家姜艳波指出，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几年前就把相关工作铺开了，也不会造成现在火急火燎的被动局面。短期内急速降低单位GDP能耗、大幅削减能耗增量，不少项目审批上马将受限，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带来“撕裂”之痛。作为我国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仅国家规划布局的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和电力外送项目，能耗规模就达3500万吨标准煤。然而，业内人士预测国家下达的“十四五”内蒙古能耗增量不会超过3000万吨标准煤，用能指标缺口巨大。据巅峰了解，基层干部想把事情干好，也深知用力过猛会带来后遗症。但在硬指标面前，惯用的简单粗暴招数看似最有效。一些干部对降能耗的研究不够，甚至理解为降能耗就是没能耗；对转方式、调结构思考不多，说来说去还是老调重弹；对高质量发展缺乏思路，大多都停留在表态上，关键时刻找不到抓手。一位副县长坦言，对于那些属于产能过剩、限制类的项目，地方也不愿意它们淘汰出局，但怎样激励这些项目进行产能置换升级改造、开展兼并重组，甚至另谋出路，也没招数。巅峰能源认为，要谨防能耗“双控”变“单控”，把降耗等同于降产能，一刀切关停限产，影响经济基本面。从近期市场反映来看，部分地区推进能耗“双控”过激，已波及一些高能耗上游行业的正常生产，造成煤炭、钢材、水泥、铜等价格一路攀升。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耗“双控”与发展转型之困，是能源大省的共性难题。如何摆脱能源依赖、尽快实现转型？高耗能行业企业未来何去何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表示，能耗“双控”和碳达峰、碳中和是对各地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特定的区域、行业和群体面临的机遇、挑战是不一样的，中西部能源大省面临的转型压力和成本会更大，甚至短期内会受到冲击。”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建议，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一定要平衡好降碳和发展、转型和安全的关系，要在实现全面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降耗减碳，避免“一刀切”关停企业。去年就出现过南方电力供应短缺等极端事件。不能影响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人民群众正常生活。不少地方干部建议，鉴于能源大省保供应的定位使命，以及经济欠发达、发展不均衡的客观实际，国家要给予这些地区适度的转型时间和政策空间，并将作为煤化工原料未参与燃烧的煤炭从总能耗中扣减，对外送煤制气等清洁能源参照外送火电碳排放核算方法核减碳排放量，对列入国家规划布局或核准批复的重大项目实行碳排放单列单核。此外，针对需要关停的高耗能项目，各地应及时出台退出细则和补偿方案。可设立高耗能行业淘汰专项基金，引导高耗能项目合法有序退出。从长远看，李俊峰建议，中西部能源大省要尽快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采取有力措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创新，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经过眼前的转型阵痛期后，一些地方会脱胎换骨，长远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张永生说，以内蒙古为例，当地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优势明显，森林草原等生态碳汇资源丰富，利用好这些优势实现转型发展，一定能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耗“双控”与发展转型之困，是中西部能源大省面临的共性难题。一方面是中央减排降耗任务压顶。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到2021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进一步强化降碳的刚性举措，再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中国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正彰明较著。另一方面是不少地方和行业对“双碳”要求认识不足，远未做好碳减排准备。其表现有二：
一是尚存懒政思维。一些中西部能源大省产业结构仍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对经济如何转方式、调结构的思考准备不足、对策滞后，未应国家要求提早布局降碳减排、产业转型，同时对其他地区、行业能为本地区、本行业“让”出更多碳排放指标存侥幸心理。面对能耗“双控”的硬任务，急作为、硬上弓，甚至搞运动式降碳、一禁了之，让企业和居民承担降碳“阵痛”。二是不少地方和行业仍然存在对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有的地方存在模糊认识，认为2030年前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的“窗口期”，在高碳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事实上，碳达峰不是攀高峰，碳达峰与碳中和是紧密关联的两个阶段，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下，达峰越早越好，否则后期减排压力越大、回旋余地越小、付出成本越高。 这实则对各地、各行业的降碳减排工作、转型发展提出了倒逼要求。首先，各地、各行业，特别是能源大省、“重碳”行业应清晰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紧迫性，不能存侥幸心理。一方面，碳排放增量空间有限。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指出，在碳达峰前，排放增加的空间并不大，最多10%，否则下一步碳中和难度会增加。且在严控碳排放的情况下，单位碳产值可能优于资源禀赋成为能源产业规划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碳排放存量面临被进一步挤压的可能，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启动能源互联网工程，将加速推动能源全球调度，挤压国内能源市场。其次，应从严从难，做好降碳减排的统筹规划，早作为早主动。一是长短结合，统筹考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任务安排前轻后重，把难题留给后面，而要为未来发展的主动性留足腾挪空间。二是统筹做好长期规划。有专家指出，考虑到能源规划的长期性，各地有必要在未来10年的视野下谋划碳排放指标设计。第三，排除短期影响。避免政绩观上的急功近利，平时不作为、急时滥作为，专拣见效快的干，甚至搞一刀切，不考虑长远利益和发展后劲，使工作缺乏连续性。同时还要避免各级干部在换届年的“敏感”时刻，囿于进退去留，收尾松劲，不作为、慢作为。第四，北方能源大省、“重碳”行业，需要及早转变发展观念，加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避免短痛变长痛。“能源大省、重碳行业，首先应着力节能降耗，调整产品结构、用地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活方式改善，不抢时间攀高峰，也不盲目攀比早达峰，而是要尊重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稳步推进减污节能降碳，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双碳”路线图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可以肯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地区、分行业、分时段实现。相关研究对碳达峰战略路线的估计是，煤炭消费率先达峰，为非化石能源或低碳能源的发展留出空间；工业部门率先达峰，为其他行业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留出空间；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留出排放空间。碳达峰时点允许有先后，但各方都不可懈怠。本质上，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发展转型的竞赛。无论国家还是企业，无论想或不想，没有退路。区别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应对。
转创观点 | 碳中和只靠征税或碳交易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滞胀冲击
碳中和是个跨界的问题，我今天是从一个经济分析、金融分析的角度，来分享我们怎么思考碳中和未来的发展路径和经济影响的。
工业革命以来碳排放大幅增加、碳浓度指数持续上升，造成了全球气候问题，而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又会带来对经济、社会的损害。现在和工业革命之前相比，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将近1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本世纪末地球的平均气温可能要比工业革命前高2度，也有一些科学家说要高4到5度。这会对整个地球的生存环境造成冲击，例如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疾病传播风险加剧等等，所以我们要采取措施，推进碳减排、碳中和。但是，对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国内国际都有争议。到底气候变化有多严重？地球的气温上升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有多大？在科学界、经济学界都有比较大的争议，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个冲击力真有那么大吗？我们今天真的应该付出短期的经济代价来做碳减排、碳中和这样的事情吗？我们确实不知道50年、100年以后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碳排放、碳的浓度上升带来的气候变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存续期超长，可能长达数百年。如果我们在50年以后发现气温上升对人类带来了灾难性影响，那个时候再做碳减排可能已经来不及，甚至付出再大的代价，哪怕回到原始社会可能也无可挽回了。所以，今天我们做碳减排，实际上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买”一个巨灾保险。买保险都是要付保费的，碳中和的“保费”就是当前的经济可能会受到一些拖累。这是在研究碳中和问题后，最能说服我的一个重要理由。不过，人类关心气候变暖问题，其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显著效果？未来会不会和过去不一样？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气候经济学过去的分析框架。就目前来讲，中国、美国、欧盟这几个高排放的大型经济体目标已经明确，中国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欧盟是2050年。我们的挑战尤其大，因为从2030年碳达峰到碳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欧盟是1979年、1980年就达峰，有70年的时间去实现中和；美国是2006年达峰，它从达峰到净零排放有40余年的时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尤其巨大，需要慎重思考发展的路径问题。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不断地过度排放？为什么市场机制自身无法纠正过多的碳排放？这涉及到一个经济学术语“外部性”。外部性，指一个经济活动的收益是个体享有，比如说钢铁厂、化工厂的生产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它的盈利是自己享受的，但是它的碳排放对未来气候的可能影响，却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样的外部性使得个体没有自我的动力来约束自己，所以碳排放在市场经济的自发环境下得不到控制。经济活动里面有很多外部性，例如，金融危机也是外部性导致的，金融机构个体扩张带来的收益是单个企业享受的，出了危机、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风险，政府来救助实际上意味着金融机构过度扩张的成本是社会来承担，这导致金融机构没有动力约束自己，所以要金融监管。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也是一个外部性。一个化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社会承担成本，收益是自己的，所以它没有动力来约束自己。怎么来纠正外部性呢？通常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纠正，一个重要方式是增加这个活动的成本，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碳价格，就是要给二氧化碳的排放制定一个价格，相关的经济活动要按照这个价格付出成本，从而把这个外部性内部化、进而约束排放行为。传统的气候经济学是从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社会的损害这个角度制定碳价格的，你给社会带来了多少损害，就应该付出多少成本。但是这个损害不好确定，为什么呢？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性和刚才讲的金融危机、空气污染是不一样的，它的外部性是一个超时空的外部性，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一个全球性、全局性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球；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由此，碳减排、碳中和等气候治理问题必须要国际协作，所以说如果中美真的重视气候问题，是不可能脱钩的，没有这两个经济体的合作协同，我们不可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国际协作又非常困难，这就是治理气候面临的难题。排放二氧化碳的外部性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时间跨度特别长，一般的空气污染，比方说化工厂今天排放，那么今天的空气就污染了，明天停了，污染就没了，马上见到效果，而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具有累积性，对气候的影响、对经济的冲击是几十年、几百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们今天讲纠正外部性、多大程度上提升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怎么平衡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这个很不容易。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但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后代的利益，很多时候是有疑问的。所以空间的维度、时间的维度使得政策达成共识、有协同效应，非常困难。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应对气候问题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研究碳的价格也有好长时间了，也有不同的估算。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耶鲁大学的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Nordhaus），他获奖的原因是对气候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他估算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是37美元；另外一个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斯特恩（Stern）教授，他做过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2006年受英国财政部的委托做过一篇应对气候的评估报告，成为气候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按照他倾向的贴现率，碳的价格大约是是266美元。两个教授的估算结论，一个是37美元，一个是266美元，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再看两届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时代估算碳的排放成本是42美元，特朗普时代的估算是7美元，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会退出巴黎协定，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没那么大。有两个原因：一个对几十年以后地球的气温到底上升多少，上升以后对经济的冲击到底多大，这些有争议；第二个原因是利率选择的差异，涉及到如何看今天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伤害。假如在50年以后一吨排放的伤害是100元人民币，今天限制钢厂付出的代价也是100元人民币，这两个100元人民币可以直接比较吗？不可以，因为50年以后的100元人民币肯定不值当前的100元人民币，需要要用利率来折现。利率越高，50年以后的100元人民币的现值就越低，利率越低，折算成现在的价格就越高。利率的选择反映了什么？其实就是反映了前面讲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后代人的利益、多大程度上关心当代人的利益。利率高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利率低，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率高，为什么？因为有钱人、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的人，有耐心等待未来，他把钱借给别人要求的回报就没有那么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吃不饱肚子，你让这些国家的人不吃饭把钱借给你，当然他们要的利率就会比较高，利率高就意味着碳的价格应该低，利率低意味着碳的价格应该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碳的价格应该一样吗？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碳的价格应该低一些。问题是：低多少呢？国际上又该怎么协同呢？这都是困难所在。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这两年应对气候问题有一个根本性、框架性的改变，就是不再争议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长远社会伤害是多少，现在的目标已经确定了，中国是2060实现碳中和，欧美是2050实现碳中和，所以现在的分析框架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成本-收益分析，现在是成本-有效性分析，即，在给定目标的情况下，怎么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有效地实现目标。现在的分析框架不应再是碳的社会成本、碳的价格，而是绿色溢价。绿色溢价的概念今年比较火，比尔·盖茨最近出了一本书《怎样避免气候灾难》，影响很大。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绿色溢价的概念；这个概念很简单，不是争议碳的危害有多大，而是说我们怎样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转换为清洁能源、可再生资源。目前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所以经济主体没有动力从化石能源转化为清洁能源。因此，要推动碳中和，我们要做的就是降低绿色溢价。怎么降低绿色溢价，甚至让清洁能源的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有三个路径：一个是技术进步降低太阳能、风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成本；第二个是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这需要碳税、碳交易市场形成碳的价格，这里的碳价格概念和前面讲的碳的社会成本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操作层面怎样让化石能源的成本高于清洁能源；第三个路径是社会治理，很多时候是生活习惯、文化理念、社会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消费行为，影响我们经济活动，所以碳中和也可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入手，从我们平时的个人生活习惯，到节电、饮食，到城市的规划、技术设施的设计，再到绿色标准的制定等。以上三个方面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讲技术进步。可再生清洁能源潜力有多大？这里面有一个比较，中国的石油储量86亿吉焦（热量单位），风能储量2919亿吉焦，太阳能是796800亿吉焦。仅看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有多少感觉，举一个例子，我们整个地球的人类社会一年所用的能量，包括照明、汽车、空调、取暖等所有的能量使用加总在一起，相当于太阳照射地球多长时间？2分钟。所以太阳能的潜力是巨大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技术手段能够低成本地使用太阳能。怎么来看清洁能源的技术潜力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就是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差别：化石能源是自然禀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中国有煤炭缺石油，这是自然禀赋；清洁能源是制造业，光伏设备是制造的，风电设备是制造的。制造业有什么特征？规模效应，即制造业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这个在中国的例子特别明显，随着光伏的装机容量、风电的装机容量等增加，我们的风电造价、光伏造价大幅下降。十多年前还有很多人在争议、甚至批评我们是否应该给光伏提供补贴。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光伏的价格已经低到本身有经济的可行性了，这也是中国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可能变成世界能源“出口”国，只不过我们出口的不是石油、煤炭，而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的机器设备，潜力巨大。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可以用我们估算的绿色溢价进行量化展示，中国的绿色溢价从2015年到现在快速下降，主要是光伏、电动汽车等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绿色溢价还可以用于刻画行业层面的碳中和技术成熟度，同排放占比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行业层面的碳中和问题。通常而言，排放的占比越高，其对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性越大，所以我们看未来十年碳减排的重大潜力在于电力行业，因为它的排放占比最高，与此同时，它的绿色溢价相对较低，所以实现碳中和，最主要的路径是清洁电气化。首先是电气化，尽量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电气化；其次是发电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当然有些行业没有办法完全电气化，比如说水泥、航空燃油就要靠碳汇（编者注：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捕捉（编者注：碳捕捉指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压缩之后，压回到枯竭的油田和天然气领域或者其他安全的地下场所）等其他手段实现碳中和。还有一个现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确定碳的价格？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个是碳税，另一个是碳交易市场，全国统一碳市场可能很快于6、7月份就要推出了。这两个手段各有优势，总体来讲，这两个不可偏废，碳市场更有利于控制碳排放，碳税的价格预期更稳定、更能促进企业创新。最后是关于社会治理，从绿色生活到绿色城市，再到数字经济的引入。其实，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综合治理，如果实现碳中和只靠征税，或者碳交易市场形成碳的价格，那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滞胀冲击。最近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升，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经济冲击。虽然碳中和意味着经济不得不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这并非需要把所有的转型压力集中在短期消化，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中长期的长效机制，主要就是前面讲的三个方面，即碳的价格、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综合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的政策投入，需要相关监管标准的制定，需要每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以及我们改变理念。总体来讲，我对未来的发展是谨慎乐观的，人类社会总是能找到足够的技术进步，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面临的可能是一个重大的、以前没有的发展机遇，也就是：绿色能源是制造业，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形势，也可能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从长远来讲是一个新的、重大的发展因素。
美国总统拜登已邀请4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于2021年4月下旬召开全球气候峰会，使全球低碳经济竞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堪称一场新型“全球绿色低碳经济战争”。中国须对此深入研究，提前布局，以免陷入被动。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尖锐化，气候治理已成各国提升全球影响力、彰显国际领导力的新杠杆。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110个国家作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承诺，以期控制全球温度的上升。这些重大承诺体现了各国难得的共识，但承诺如何实现、靠什么实现、以怎样的规则去实现、谁来当领导者牵头实现、如何注资实现，都尚未确定。
对此，笔者曾提出，2021年可谓是中国碳中和元年，也是世界低碳经济竞争的元年，对于国际格局转变和大国博弈的影响相当明显。从全球话语角度看，一场重塑低碳经济规则的国际竞争已开始。各国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纷纷进入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快车道，但对新兴绿色低碳产业的行业认定、包括减排在内的各类低碳标准制定、包括碳交易在内的各款绿色规则约定、包括绿色金融在内的各种市场准入门槛等，都面临着新一轮的国际博弈和谈判进程。谁能在标准谈判上占据重要先机，谁就能掌握全球低碳新时代的大国话语权。从国际经贸角度看，一场重组绿色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转变已出现。碳中和倒逼各国加速经济转型，清洁能源的使用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传统化石能源则面临或改造或弃用的风险，商品原材料生产、加工、运输的价值链也随之发生位移，以绿色产业为重心的国际新经贸结构将逐渐成为未来支撑世界经济的主流。碳中和之路上的战略合作、利益博弈、贸易竞争将成为新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从技术创新角度看，一场围绕新兴绿色产业的研发竞赛已开足马力。作为未来的必争之地，欧美日等传统发达国家都已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将其升格为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低碳经济发展与竞争的重要推动力，并为后续的技术授权转让、绿色产业升级等方面提供坚实基础与竞争优势。新兴经济体若不跟进，有可能失去这一轮以绿色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新产业革命。
从资金流向角度看，一场受绿色行业带动的国际投融资转向已发生。未来国际资本将更青睐具备潜力与产能的绿色新产业，各国的绿色产业优惠政策也将成为吸引外国优质投资者的新条件。围绕环境信息披露、绿色股权融资配比、绿色供应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技术、低碳法律配套、资源估值等为主题的新投融资规则，将升格为投资、证券、保险等金融市场的热门话题。可以想象，带领美国重回《巴黎协定》的拜登政府大力推行“绿色新政”，注定不会放弃在诸上领域与中国的“激烈竞争”，试图彰显尚处于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美国实力。4月全球气候峰会只是一个新起点，更多的是在国际话语、经贸规则、资金流向与技术创新等领域的对华压制。中国绿色事业近年来飞速发展，但总体上看，仍是多由政府引导，市场化程度较低，绿色产品和绿色技术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企业参与度还不够普及，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对于绿色产业的投入并不够积极。一方面，这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的绿色技术相对滞后、绿色融资途径单一、绿色金融工具不够丰富、绿色资金缺口较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方面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将气候变化、低碳发展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物，甚至只是发达国家责任的理念局限有关。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近期曾提出“绿色发展账户”的说法，颇有创意。绿色发展账户旨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上扭转过往单一的GDP宏观指标，在微观上也改变企业经营理念中“重利润、重产量”的桎梏。无论从政府到企业，甚至到个人，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指标都应该成为新的评价指标，将资源环境项目进行资产化的重新配置，并把绿色资产纳入央行资产负债表和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推动其可交易性。事实上，笔者所在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也在联合相关机构研发以碳中和为目标的，希冀于从社会层面上推动新共识，这也正是3月中央财经委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之本意。只有真正从社会观念上进行革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才能进一步牵引国民产业经济的全面升级，从微观层面将原本落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和企业全面向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停止环境污染为导向进行转型升级；从宏观层面则真正提升中国崛起不再重走近现代“大国崛起史就是一部分工业污染史”的老路，推动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体现在新一轮大国竞争进程的领衔实力。
具体来说，在这场新型的全球低碳经济战争中，中国至少能做四方面的提前布局：第一，在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碳中和进程中，中国既要表达自身的减排决心，也要对外多讲中国低碳发展的巨大付出。中国工业化进程还未实现，仍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从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的过渡期只有30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年的时间，减排难度相当严峻，不得不以部分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这是中国负责任的全球大国担当，更是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第二，在新一轮环境治理和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中，中国既要与既有的国际标准加快对接，也要积极参与相关绿色国际标准的谈判和制定，大力开展气候环境信息的数据库建设，建立气候环境数据中心、碳排放检测数据中心与监测平台等，结合中外合作的实际情况，透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分歧，提高国际气候治理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第三，在国际经贸格局与投融资转向预期中，中国应主动推进金融、能源与产业政策的调整，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行业与企业（尤其是参与海外投融资的跨国企业）的气候环境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动性、积极性，计算出不同目标下的减排约束，合理安排、循序渐进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阶段性短期任务，参考国际披露标准，提升披露质量。
第四，在下一步大国博弈与中美合作中，中国可通过绿色经济、绿色金融为杠杆，撬动两国战略僵局的化解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引入地方特色标准与行业特色标准的附加项，相互吸引中美绿色投融资的国际流动，实现“绿色双循环”，为民族复兴增力添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