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 言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基础设施合作展现出巨大的市场吸引力[1]。水电开发成为沿线国家解决电力供应及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国水电工程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率先推行行业改革，依照“目标明确、模式领先、管控平衡”原则[2]，使得水电工程项目发展成为继高铁“走出去”后又一张“中国名片”。目前，我国已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重要国家建立水电规划、投资与建设的长期合作关系，成为解决当地民生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建设力量。

就“走出去”的理论基础而言，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强调以利润为驱动力，以竞争优势为获利基础[3]；而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则认为“走出去”不只是为了用优势获利，也可能是为了获取知识技术弥补劣势，从而为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走出去”提供思路。

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出去”所具有的不同行为动机、发展路径和制度约束等问题，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焦点[4]，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是具备理论特殊性和实践复杂性：从“走出去”企业自身来看，既有价格、成本等优势，又有海外管理经验不足、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缺乏等劣势[5]；从“走出去”管理环境来看，既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等机遇，又有东道国政治风险较高、合作意愿低等威胁；从“走出去”国际站位来看，既有构建全球价值链的现实能力，又有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路径受限等问题[6]。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构建中国企业“走出去”理论体系及实践创新值得深思。

中国水电工程企业形成了从规划设计、装配制造到运营等在内的全产业链运营能力，成为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走出去”阵营中的排头兵。但海外水电工程项目品牌效应及产业链覆盖广泛性，使得海外水电工程项目除了具有水电工程项目本身的管理系统性、施工复杂性、地形特殊性之外，还面临着项目实施过程中技术标准同国际规范对接偏差性、风险不确定性、利益关系复杂性等问题，使其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自熊彼特的经济进化论开始，生态学原理不断被应用于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以企业所构筑的商业共同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生态关系挖掘，为其通过网络关系实现价值增长提供路径分析框架[7]。为此，本文以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这一特定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双案例企业的开放式编码分析，基于生态位视角，构建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的商业生态系统图景，通过对各利益相关者间进行生态关系拟合，探索不同的发展战略组合，以期为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研究及实践提供一些对策和建议。

1 文献回顾

1.1 中国企业“走出去”相关研究

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践从2001年至今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加速阶段”，即2001—2008年，初步建立多层次、宽领域和全球化的“走出去”发展格局；第二阶段为“全面开花阶段”，即2009年至今，“走出去”的不少中国企业已在世界范围形成独特优势[8]。

从研究对象看，Ge等对中小企业“走出去”[9]，皮建才等对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10]，倪宇泰等对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11]，张帅对中国农业“走出去”[12]，周燕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13]，金水英等对中国高铁“走出去”[14]等研究，多从宏观或中观层面出发，侧重于某一规模类型或某一行业大类的研究，但从微观层面以水电工程企业为对象的研究鲜有可见。

从研究内容看，Deng关于“走出去”政府支持驱动[15]，Wu等关于“走出去”创造性资产的寻求[16]，焦媛媛等关于“走出去”意愿作用机制[17]，郭敏等关于“走出去”风险分析识别[5]，沈春苗等关于“走出去”核心技术获得[18]等内容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出发，侧重于“走出去”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的分析，而对于“走出去”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间非线性互动关系，以及不同利益主体所构建的商业生态系统研究还不充分。

1.2 商业生态系统相关研究

“商业生态系统”概念于1993年由美国学者Moore在《哈佛商业评论》中首次提出，随后，Moore对其进行内涵扩展，视其为“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机构、工会、政府、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组织或群体构成的动态结构系统”[19]。当前，学界形成以下三种研究视角：

第一，生态位视角。Iansiti等基于成员角色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影响，将商业生态系统角色划分为4种类型[20]；丁玲等采用生态位隐喻，探讨了4种角色的动态演化路径，并采用案例研究揭示“互利共生”与“捕食共生”两种战略机理[21]。

第二，复杂系统视角。Kim等指出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由众多具有共生关系的组织构成的经济共同体，具有单个组织累加不可比拟的协同价值[22]；顾力刚等以丰田公司为例，实证分析了丰田公司商业生态系统中生产企业间共生关系[23]。

第三，平台视角。Gawer等将商业生态成员分为核心成员与互补成员两类，核心成员主要提供关键性要素支撑，互补成员主要发挥协同作用[24]；龚丽敏等从竞争、资源观和动态能力及网络等视角，对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回顾[25]。

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以其独特的系统思维，区别于单纯强调竞争的传统竞争战略思想。其中，生态位视角旨在通过内部占据不同生态位个体间的“共同演化”，创造出崭新的商业模式发展路径；复杂系统视角虽突出商业系统的动态结构，但一定程度上受成员间同步互动性和协同效率的前提限制；平台视角则对核心商业生态成员的能力和特质提出较高要求。相比而言，复杂系统视角和平台视角均不适用于中国水电工程这种系统内成员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系统主体发育不完全的商业生态系统。故而，本文以生态位视角为切入点，构建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的商业生态系统，并对各利益相关者间关系进行生态拟合，探索不同的发展战略组合。

1.3 生态位理论相关研究

“生态位(Niche)”概念于1917年由Grinnell首次提出，被定义为“恰好被一个种或一个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分布单元”[26]，强调了种空间的分布意义。相关的代表性概念还有Elton(强调物种群落营养关系中角色)的功能生态位[27]、Hutchinson(引入数学理论将概念予以抽象)的多维超体积生态位[28]、朱春全(强调生物单元相对地位与作用)的态势生态位[29]。

企业生态位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Kim等[30]和姚艳虹等[31]的企业技术生态位，边伟军等[32]和宋燕飞等[33]的企业生态位测评，以及Bosch-Sijtsema等[34]和顾力刚等[35]的企业生态系统构建三方面。

生态位理论弥补了传统战略管理过于强调竞争，而忽视企业同各相关利益主体及整个商业生态系统共生关系这一缺陷。具体而言，商业生态系统类似生物系统，即企业在各自特定商业生态系统中存在着能动性的物质、能量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交换。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企业通过对自身生态位角色选择、路径优化、系统整合，实现了企业仿生学与永续经营思想的耦合[36]。

借鉴于此，可将商业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间主要生态关系归纳为竞争、中性、合作、共生四种[37](表1)。

表1 各利益相关主体间主要生态关系

Tab.1 The main ecological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方法选择

本文旨在以生态位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同其所处商业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间关系及利益相关者间生态关系战略组合问题。在特定情景下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进行梳理，符合案例研究侧重于阐释“如何(怎么样)”问题的研究属性。

同时，为规避单案例研究的“结果普适性受限”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信度、效度及理论品质，通过对两家国内知名水电工程企业的对比分析，形成更具推广性的研究结论。

2.2 案例企业选择

遵循对象典型性、数据可获性、结论可复制性等原则，研究选取中国水利A公司(简称A公司)和中国水利B公司(简称B公司)两家央企作为案例企业(表2)。

表2 案例企业基本概况

Tab.2 The basic profile of case enterprises

两家公司均为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的领军企业，通过对比分析，挖掘其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差异，能更好地形成可推广的建议和结论。同时，研究团队近三年一直对这两家企业开展实地考察和访谈调研，保证了数据资料获取的便利性和可靠性。

2.3 数据来源

为保证案例研究的信度及效度，在数据收集中严格遵照三角验证法，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二手资料(表3)。

表3 数据收集路径

Tab.3 The path of data collection

研究数据收集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3月，其中，访谈时间累计21小时，并形成访谈记录约37万字。首先，通过对案例公司的企业内刊、相关工作记录、公司网站及媒体报道等阅读、整理，获取二手资料，初步形成对利益相关者主体的基本识别；其次，有针对性地对案例企业的领导层进行访谈，并参与企业相关研讨会，对利益相关者主体进行筛选，并形成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大致的生态关系轮廓；最后，结合对(案例企业访谈时所提及的)部分利益相关者“辩伪式”和“求证式”访谈，从外部视角出发，进一步对利益相关者关系方向和密切程度进行判定，并绘制基本的商业生态系统图景。

3 数据分析

3.1 数据编码

借用NVIVO软件，对数据资料采取“双盲式”开放式编码。具体编码规则为中国水利A公司访谈对象编码分别为D1～D3；中国水利B公司访谈对象编码分别为S1～S3；C研究院访谈对象编码为K1～K2；D咨询公司访谈对象编码为Z1；二手资料编码为R1～R4。鉴于篇幅所限，仅截取水电工程企业同利益相关者部分关系编码(表4)。

表4 水电工程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编码表示例

Tab.4 The coding example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and stakeholders

(续表)

在数据编码过程发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亦存在关系联结，鉴于联结双方内容维度较为单一，概念化编码即可满足研究要求，鉴于篇幅所限，仅截取利益相关者间部分编码，见表5。

表5 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编码示例

Tab.5 The coding example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takeholders

(续表)

3.2 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利益相关者社会网络分析

采用UCINET 6.0软件对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开放式编码进行分析，基于对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的数据分析(表6)，得到如图1所示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

表6 利益相关者接近中心度

Tab.6 The proximity centrality of stakeholders

(续表)

图1 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利益相关者社会网络

Fig.1 The social network of “going global” stakeholders of Chinese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接近中心度计算的是一个点到其他所有点的距离的总和，简单来说，一个点若具有高接近中心度，说明这个点距离其他点都最近，在空间上则体现出位置的中心性。在有方向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入接近中心度表达的是整合力，出接近中心度表达的是辐射力。故此可根据接近中心度数值结果，将序号1～6的利益相关者划归为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群，将序号7～11的利益相关者划归为半边缘层利益相关者群，将序号12～16的利益相关者划归为边缘层利益相关者群。

3.3 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商业生态系统模型构建

依据编码形成的40个节点并结合Moore提出的典型商业生态系统结构模型，构建出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商业生态系统模型，如图2所示，并借鉴企业间主要生态关系分类，构建出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共生、竞合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利益相关者的生态关系

Fig.3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going global” stakeholders of Chinese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在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商业生态系统中，以中国水电工程企业为聚焦，从供应商、中间商、配套企业、分销商及消费者纵向视角认知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的产业链条，从政府、金融机构、业主、监理、保险公司、咨询公司、行业协会、标准制定者、当地社区、舆论媒体、NGO、高校及科研机构、竞争对手、设计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及工会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横向系统视角认知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的关联性。图2中，连接线间的深黑色字体代表中国水电工程企业同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异质化关系，而连接线间的浅黑色字体代表利益相关者两两间的异质化关系，三条虚框由内到外分别表示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商业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层范围。

为方便认知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共生、竞合关系，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利益相关者生态关系中，同层内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用实线表达，跨层关系用虚线表达。图3中，“+”表示两个利益相关者间存在合作关系，“*”表示两个利益相关者间存在共生关系，“+/-”表示两个利益相关者间存在竞合关系。

4 利益相关者主体识别

4.1 核心层关系识别

4.1.1 政 府

中国“走出去”的水电工程企业主要是大型央企，涉及的国内政府部门主要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国家外管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财政部、商务部、水利部、外交部、国家能源局等，各部门协同角色扮演如图4所示。尽管各东道国政府职能体系不同，对其尚未有统一配置及界定，但财政、商务、外交等部门对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的顺利施工、危机管理、品牌树立起到了支撑、协助作用。

图4 中国政府角色职能扮演

Fig.4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4.1.2 业主

业主作为海外水电工程项目的甲方，承担着水电工程项目的法人职责，掌握着水电工程的业务命脉，是水电工程企业的服务主体。

4.1.3 监理

受国外水电技术标准垄断影响，业主往往授权西方团队作为项目监理。如何处理好两者间关系，减少双方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的摩擦和分歧，也成为迫切需求。

4.1.4 金融机构

“走出去”过程中涵盖的金融机构较为复杂，主要有：中国国内商业银行(提供商业性贷款及担保)、国内政策性银行(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优惠贷款)、国外商业银行(如花旗、摩根大通等提供跨国大项目的融资担保)、国际银行(如世界银行、非洲国际银行等提供金融贷款)、新兴财务投资人(以主权基金形式提供资金支持，如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基金、国鑫基金等)。伴随着融资风险上升，金融机构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应更关注对资金的监督，力求资金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

4.1.5 咨询公司

从世界市场来看，欧美等区域的公司(如德国拉美尔公司、澳大利亚的雪山公司、英国合乐公司、法国威立雅集团)垄断了相关咨询业务，它们不仅承担水电工程规划、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咨询业务，也常作为业主利益代表履行职责。而中国国内咨询公司还存在着品牌知名度不高、整体海外项目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

4.1.6 保险公司

中国国内相关保险公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代表的政策性保险公司，旨在支持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一种是以中国人寿、平安集团等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提供多种保险服务。现阶段所涉及的国际保险公司以慕尼黑再保、瑞士再保为代表，是风险的实际承担者。

4.2 半边缘层关系识别

4.2.1 标准制定者

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最大“黑箱”在于业主对中国水电工程标准认可度不高。目前，国际上通行标准主要为美国标准、欧洲标准及英国标准，分别由ANSI(美国国家标准学会)、CEN(欧洲标准委员会)及BSI(英国标准协会)制定。国外标准所规定的综合性、整体性、一致性、协调性、扩展性、安全性、规范性、市场性、动态性特征成为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的壁垒和屏障。

4.2.2 舆论媒体

舆论媒体对企业良好形象的报道，可成为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生产成本、树立品牌形象的快速通道；反之，则可对企业带来严重的公关危机。对舆论媒体的关注，也是水电工程企业对自身形象保障的必要手段。

4.2.3 竞争对手

中国“走出去”的水电工程企业主要为大型央企和国企，商业模式的演化使得国内主要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模式由竞争转为合作竞争，形成产业联盟，谋求共赢。同国外企业的竞争则展现出动态性。欧债危机之前，国外企业将主要业务集中于发达国家，我国水电工程企业则打入亚非拉市场，形成了以亚非拉为主导，以欧洲为辅助的行业态势。然而欧债危机所引发的欧洲公司重返亚非拉市场的趋势在国际水电市场上又掀起一轮激烈竞争。

4.2.4 当地社区

海外水电工程项目的建立首先要重视东道国的传统规范，包括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文化宗教习俗、遵循当地生态演化规律，兼顾人文与自然的协同发展。其次要能够对当地经济、社会实现驱动发展，不仅要履行对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等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还要实现技术引领、增加就业，改善生活的社会发展目标。同时也要对当地法律、财务、公关等专业性团体组织加以重视。

4.2.5 行业协会

中国国内同水电工程有关的代表性行业协会有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水利工程协会、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协会等。国际上影响力较大的行业协会包括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水电协会。行业协会由于其独有的第三方性和参与的广泛性为中国水电企业走出国门搭建了开放、平等、共荣、共享的平台。

4.3 边缘层关系识别

4.3.1 设计院

中国“走出去”进程较早的设计院有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黄河勘测规划设计院等。不同设计院基于自身人才、地域、资源结构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设计主导领域。

4.3.2 高校及科研机构

水电工程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从企业视角出发，满足了专项技术难题攻克的急切需求，解决了专业技术人才及全面管理人才缺乏的困境；从高校及科研机构视角出发，则有助于理论研究与市场转化的有机结合和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

4.3.3 工会

由于社会性质等客观因素，工会在中国国内与国外的作用及影响力存在差异。如何应对国外职业化、合法化的工会组织成为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制度挑战。

4.3.4 NGO

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同NGO发生冲突的问题集中于政治问题、生态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移民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及劳工问题。NGO可分为两种属性：一种称为特殊使命组织，这些组织往往由发达国家政府掌握话语权；另一种为自由组织，如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TNC)、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s)等，同我国企业之间形成了合作共赢、利益共享关系。

4.3.5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随着公众对信用评级认识的深化、信用评级领域的不断扩大及评级信息使用范围的拓展，信用评级机构评价结果对于融资的效用日益受到水电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重视。国际主流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在信用评级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融合财务指标和舆情信息的新道路。

4.4 主要生态关系识别

借鉴仿生学中对企业进行能动性物质、能量的时间和空间交换关系的描述，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商业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间主要存在合作、共生、竞合三种生态关系。对三种主要生态关系的识别，不仅可准确探知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间具体行为的发生机制，亦可对未来战略路径进行有效抓取。

4.4.1 合作关系

通过对商业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关系梳理，得出政府-金融机构、政府-业主、政府-保险公司、业主-高校及科研机构、业主-设计院、高校及科研机构-设计院、标准制定者-行业协会之间具有合作关系。为实现各利益相关者间长期稳定合作，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需着重对信任、承诺、信息沟通、依赖性等影响合作关系的因素加以重视和重构。对上述合作关系的关注，不仅有助于强化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制度、安全、智力保障，而且可以通过“强强联合”，塑造中国水电工程企业在国际上的后发优势地位。

4.4.2 共生关系

在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商业生态系统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呈现共生关系的组合有：业主-金融机构、业主-保险公司、业主-咨询公司、业主-监理、业主-当地社区、金融机构-保险公司、政府-当地社区。上述共生关系中，均以中国水电工程企业为中心要素、以自身具备的资本和能力为资源要素、以推动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共同目标为利益诉求，形成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共生关系。对上述共生关系的关注，是对“抱团出海”理念的最佳实践解读，其机理为通过对中国水电工程企业在国内市场形成的倒逼机制，规避相关风险，实现集群式“走出去”，更好地融入世界水电市场之中。

4.4.3 竞合关系

从双边关系视角来看，在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金融机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金融机构-舆论媒体、政府-舆论媒体、政府-工会、业主-NGO、业主-竞争对手、业主-工会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竞合关系的延伸与发展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在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具有悖论思维，提升利益相关者互动过程中的溢出效应，实现价值网成员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对上述竞合关系的关注，不仅有利于水电工程企业同各利益相关者间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进步，实现优胜劣汰，而且有利于水电工程企业同各利益相关者间避免恶性竞争，在合作中谋求更好的共存方式。

5 结 论

本文基于生态位理论，以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这一特定行为为研究对象，采用开放式编码，提取商业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间联结关系。通过网络结构特征，绘制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构建了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商业生态系统模型。同时，借鉴企业间主要生态关系分类，总结出各利益相关者间所形成的合作、共生、竞合三种关系。

首先，中国水电工程企业“走出去”商业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层生态位的利益相关者有政府、业主、监理、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咨询公司，承担着支撑与监督的主导职能；处于半边缘层生态位的利益相关者有标准制定者、舆论媒体、竞争对手、当地社区和行业协会，承担着推进与保障的参与职能；处于边缘层生态位的利益相关者为设计院、高校及科研机构、工会、NGO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承担着维护与沟通的辅助职能。中国水电工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处于核心层生态位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标准和利益诉求，进一步加强同半边缘层、边缘层生态位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合作，并重视商业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生态位动态变化。

其次，对于具有合作关系的利益相关者，要求双方均能以系统的、有机的观点寻求不同的发展路径。面对市场、政策、文化等环境变化，存在合作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应具备适应新环境的柔性能力，主动识别和认识各自生态位的压缩和拓展。

再次，对于具有共生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应以协同进化的理念构建发展路径，正是每个利益相关者形成的进化均等性，才使得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力得以提升。

最后，对于具有竞合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应强调“合作共赢”而非“各自为战”，尽可能地避免同其他利益相关者生态位的重叠，走互补发展之路，整合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实现更高层面的“多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