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迅速,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农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农民生活水平逐步奔向小康。但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2006—2016年,雇工成本年均增长率1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年均增长率4.7%,土地租金年均增长率19%,而国外粮食价格持续走低,压缩了国内粮食价格提高的空间,我国粮食生产面临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 另一方面,农业的负外部效应凸显,空气和水污染严重、耕地肥力下降、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威胁我国的生态环境。因此,农业部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农业转型升级是现代生产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的过程[1],农业转型升级中农业生产要素投入量及贡献率在不断变动[2],我国的农业转型升级长期受到要素禀赋的制约,进展比较缓慢[3-4]。刘建军(2015)从资源禀赋现状出发,指出耕地资源相对不足、务农劳动力素质偏低、现代化设施不配套、技术创新不足制约了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5]。胡豹[6](2011)指出农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是要由追求数量扩张向注重质量安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由主要依赖自然要素禀赋生产向发展高级要素、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 毛蕴诗[7](2014)提出农业转型升级要整合、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发展特色农业; 李英[8](2015)认为农业转型升级要以工业进步为依托,要以科技兴农及发展农业的统筹功能,走低碳化发展之路; 翁鸣[9](2017)指出农业转型升级要以绿色发展为理念,以产业融合为重点,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展开规模化服务,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突破要素制约,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是我党的重大战略部署,现有文献对要素禀赋与农业转型升级的定量研究比较少。文章从产出的视角,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运用2001—2016年的全国数据,研究要素禀赋在农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典型相关分析是用来分析两组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多事物的关联、互动分析中,能够描述两组变量之间整体的相关性。
农业转型升级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环境保护等的重大关系,所以农业转型升级指标的选取要体现出农业生产的生产效率、质量效益以及绿色效益; 要素禀赋指标包括劳动力、资本、科技、环境及土地。另外,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操作性、科学性和连续性选取了以下指标(表1)。
农业转型升级指标。(1)农业现代化,该指标包括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体现出农业现代化程度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2)质量效益,该指标包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中的第一产业净收入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表明农业为农民创造的生活水平及耕地产出。(3)绿色效益,包括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和万元农业产值耗水以及单位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表明了农业生态保护及资源的利用情况。
要素禀赋指标。(1)劳动力,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表示。(2)资本,包括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及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表示。(3)科技,用R&D经费支出表示科技创新投入。(4)环境,用财政支出中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代表政府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干预。(5)土地,用农用地面积(包括种植面积和养殖水面)和土地流转面积表示。
从中国宏观数据库、中国三农数据库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查找2001—2016年的上述指标相应的数据,其中土地流转面积数据来源于土流官方网站,另外万元农业产值耗水取负值,利用SPSS软件进行典型相关分析。
表1 农业转型升级与要素禀赋指标
1.3.1 相关系数及检验
导入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关于农业转型升级变量组和要素禀赋变量组的典型相关系数,并对典型相关系数进行检验,P在0.05以下为显著(表2)。
表2 典型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如表2所示,农业转型升级与要素禀赋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7个典型相关系数,第一典型相关系数为1.0,第二典型相关系数为0.998,其P值分别为0和0.034,可以认为在0.05水平下非常显著,这说明,农业转型升级变量组与要素禀赋变量组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而余下的5个典型相关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农业转型升级与要素禀赋之间存在两组相关的典型变量。
1.3.2 典型变量模型分析
既然农业转型升级变量组与要素禀赋变量组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可以利用两组典型系数来构建典型相关模型的线性表达式,用V1、W1、V2和W2表示(表3)。
表3 两组典型变量的模型
如表3所示。第一组典型变量中,V1为农业转型升级各变量的线性组合,其中,Y3(农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中的第一产业净收入)比其他变量具有较大的载荷。W1为要素禀赋各变量的线性组合,其中,X3(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较其他变量具有较大载荷.第二组典型变量,V2为农业转型升级各变量的另一线性组合,其中,Y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Y3(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中的第一产业净收入)、Y6(万元农业产值耗水)和Y7(单位播种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比其他变量有较大的载荷; W2是要素禀赋各变量的另一线性组合,其中,X1(第一产业就业人员)、X3(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X4(R&D经费支出)、X5(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和X7(耕地流转面积)具有较大载荷系数。
第一典型变量结果凸显出Y3和X3,说明目前最能体现农业转型升级程度的变量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中的第一产业净收入,即质量效益是农业转型升级的表现,资本投入对农业转型升级的贡献较大。
1.3.3 典型结构分析。
典型载荷和交叉载荷系数大于0.5,表明变量相关性较强。因此,在对农业转型升级变量组与要素禀赋变量组的典型系数进行分析后,有必要对其典型结构进行分析(表4)。
表4 典型结构分析
如表4所示,第一典型变量V1与Y1、Y2、Y3、Y4、Y5、Y6、Y7的典型载荷系数和交叉载荷系数均在0.87以上,说明农业转型升级各指标变量均显著,其中,Y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中的第一产业净收入)最能代表农业转型升级; W1与X1、X3、X4、X5、X6、X7的典型载荷系数和交叉载荷系数均在0.9以上,其中,X3(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影响程度最大,而X2(农村固定资产)在W2中比较显著,模型分析结果说明:要素禀赋指标能够显著反映农业转型升级的情况。
Y1、Y2、Y3、Y4、Y5、Y6、Y7的典型载荷系数符号一致为负,说明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中的第一产业净收入、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灌区有效灌溉面积的值越高,同时万元农业产值耗水值越低,代表农业转型升级的程度越好,这也表明农业现代化程度与质量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协调发展的。而X1的符号为正,说明劳动力对农业转型升级是负向影响,科技、环境和土地各要素对农业转型升级则是正向影响。
1.3.4 冗余分析
典型冗余分析用来表示各典型变量对原始变量组整体变差的解释程度。第一典型冗余表示变量组的方差被其自身典型变量解释的百分比,第二典型冗余表示变量组的方差被对应典型变量解释的平均比例(表5)。
表5 冗余分析
如表5所示,对于农业转型升级变量组,V1解释了该组变量变异值的87.2%,V2解释了该组变异值的9.6%,累计解释程度为96.8%; 而W1也能解释本组变量变异的87.2%,W2能解释本组变量变异的9.6%,累计解释能力为96.8%; 对于要素禀赋组,两个典型变量对要素禀赋变量变异的累计解释程度均为90.6%。即交互解释能力分别为96.8%,90.6%,说明农业转型升级组和要素禀赋组相互解释能力比较强,即以上分析是科学的。
农业转型升级变量组与要素禀赋变量组的相关性以及相互解释能力都非常强,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投入逐步减少,资本和科技投入均在增加,农林牧渔中间消耗倡导化肥农药零增长,农业用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逐步加大,耕地流转规模增大,这都体现出要素的升级。要素投入的结构趋于合理化,资本投入的效用趋于绿色化,这完全符合农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要求,即要素禀赋升级能够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中的第一产业净收入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呈反向变动关系,其典型载荷系数分别为-0.997和0.983。从2003年起,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开始减少, 2003年为3.620 4亿人, 2016年减少到2.149 6亿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经营净收入在逐步提高,两者呈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现阶段农业生产处于人均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人均规模效益凸显。耕地流转面积典型载荷达系数到-0.982,且对农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 2017年耕地流转规模达到35%,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土地资源的支撑。
在第一典型变量中,固定资产的典型载荷系数只有0.16,在第二典型变量中,固定资产的典型载荷系数为-0.684,说明现阶段固定资产资本对农业转型升级的推动效用不占主导地位,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性造成的。另外在要素禀赋变量组的典型载荷系数中,农林牧渔中间投入大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大于农村固定资产,这也符合约翰·米勒的农业转型三阶段论,即从传统农业阶段到劳动密集型农业阶段再到资本密集型农业阶段。
在第一典型变量中,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和万元农业产值耗水以及单位播种面积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典型载荷系数和交叉载荷系数在农业转型升级各变量中是较小的,说明农业转型升级的绿色效益不突出。万元农业产值耗水是反映农业生态保护水平的重要指标, 2001年为2 467.81m3, 2016年下降到591.79m3,而农业用水量基本保持在3 720亿m3左右,说明农业资源有效利用率逐步提高,但仍有上升的空间。
如果永远按照要素禀赋优势进行生产与分工,那就会类似陷入“荷兰病”的“比较利益陷阱”,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只能永远处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下游。随着国际区域经济的“极化效应”的加深,落后国就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10]。我国农业的要素禀赋条件呈现出土地、劳动力要素变得愈发稀缺,价格不断上升,资本要素所占比重逐步增长的变化趋势。这种趋势不利于农业转型升级,所以农业发展也要通过干预手段推动自然要素向高级要素发展,通过现代化手段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劳动力在要素禀赋变量组占主导地位,但影响是负向的,要想进一步发挥劳动力的效用就要培育劳动力的内生比较优势。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劳动力成本高、高端劳动力相对短缺,均对农业转型升级产生负向影响,要通过政府干预手段解决难题。具有较高初始财富水平的居民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力质量[11],农业补贴资本的投入可以增加农民的初始财富水平,从而提高我国劳动力的质量,发挥劳动力的质量效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为运用科技创新提供了基础,可以促进科技进步转化率的提高,能够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另外要加强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条件能力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集团化办学,促进学历、技能和创业培养相互衔接,培养具有优势的现代化农民。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低成本高收入的必然选择[12],能够增加收入。由于生产要素不可无限分割的特征,在狭小的土地规模下,劳动力、机械等主要生产要素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会降低这些要素的使用效率[13]。我国耕地资源稀缺,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就要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能够提高机械化利用程度,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适度经营规模要以职业农民的机会成本为衡量标准,这样农民才能够以经济人的理性进行合理的资本投入,选择科学绿色的生产方式,从而保证其合理的收益。
我国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是农业投资效率却下降[14-15]。资本深化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情况下平衡农产品供需的必然选择,另外,资本深化能够加深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能够促进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提高,所以必须要优化农业资本配置,提高农业资本投资效率,进一步发挥资本的粘合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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