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国之后,刘邦为了尽快稳定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避免再起战火,立即根据将士们的绩效贡献进行封赏。首先,他对在打败项羽的战争中具有突出贡献的、相对独立的各路军事统帅进行分封,给予封赏,即所谓的“封异姓王”。因为这个群体功劳,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然后,是分封爵位。这个过程充满了争议,焦点是“一线业务人员”与“二线的支持与管理人员”的绩效贡献大小问题。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所以得到的封赏应该最多。而一线的功臣们则认为,自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没有一个舞文弄墨的行政后勤官员得到的多,大呼不公。这样争争吵吵持续了一年,才封了二十几位功臣,其余的人仍然没有得到封赏。舆论导向开始对刘邦不利,未被分封的大臣们开始抱怨刘邦“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中国历颇具领导人格魅力的刘邦身陷“绩效门”危机。
为摆脱困境,巩固国家政权,刘邦针对绩效评价的各关键环节采取应对措施。
第一,明确绩效标准,区分战略绩效与执行绩效。
由于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对绩效评价的标准存在较大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文官萧何的绩效评价高于所有武官的决议,这遭到了武官们的集体反对。面对大臣的质疑,刘邦举了个不是很恰当,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有效的区分了战略绩效与执行绩效的差别。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吗?”大臣们说:“知道。”刘邦又问:“那你们也知道猎狗吧?”大臣们说:“也知道。”刘邦说:“这个打猎呢,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指明野兽、兔子的位置的,是猎人。你们这些能够抓到野兽的,只不过是功狗罢了,而萧何能够指出野兽的位置、适时放出猎狗,则是功人!”这样一来,大家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第二,注重绩效沟通,适时传递评价信息。
刘邦是一位注重沟通的领导,能够利用各种机会与大臣们交换关于绩效评价的看法,以减少偏差。在一次请大臣们饮酒的场合,刘邦要求他们如实地分析为什么刘邦能够得到天下而项羽却没有。大臣们的分析更多的关注刘邦本人的行为,即“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对刘邦的激励手段给予了高度的称赞。而高祖却华丽转身,避而不谈自己的领导才能,借机会将张良、萧何、韩信三位取得卓越绩效的功臣推向前台,表达自己对绩效评价的观点,为自己的分封行赏决策奠定舆论基础,减少冲突的发生。刘邦还向自己的重臣了解其对各官员的看法,拓宽绩效评价的角度,减少偏差。例如,“韩信带兵,多多益善”就发生在刘邦与韩信的一次绩效面谈的过程中。
第三,关注绩效评价反馈,保持绩效评价策略的灵活性。
刘邦在办公室的楼梯间里看见外面有一些将领在一起窃窃私语,就问顾问张良:“这些人在嘀咕什么呢?”张良说:“陛下,您还不明白么,他们是在谋反啊。”刘邦说:“天下马上就要安定下来了,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张良说:“陛下您原来就是个老百姓,靠着这帮人得到了天下,而您现在给跟您关系比较近的萧何、曹参都封了大官,把跟您结仇的人都给杀了。现在朝廷在搞绩效评价,大家都知道,您就是把天下都送出去,恐怕也不够这些人分的,所以,这些人担心不但得不到封赏,反而担心自己因以前得罪过您而被您杀掉,所以,他们就商量着要造反。”刘邦忙问:“那怎么办?”张良说:“陛下现在最憎恨的人是谁,而且,得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刘邦说:“雍齿跟我有过节,曾经有几次都让我很没面子,我很想杀了他,但考虑到他还有些功劳,所以有些下不了手。”张良说:“那你就先封他吧,这样大家看到陛下封了自己的仇人,心里就不会担心自己没有封赏和被杀了。刘邦听了,马上着手落实有关部门为雍齿确定绩效成绩并封侯。没有被封的大臣们听到这件事后,高兴得喝酒庆祝。
回到现实,关注绩效评价的关键环节,无论是传说,还是史实,都证明,做好绩效评价,要注意以下问题:绩效评价是一把手工程,制定评价体系和对关键岗位的绩效评价需要亲历亲为;绩效评价的内容需要涵盖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即包括业绩,也包括能力与态度;绩效评价决策的制定要听取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保证决策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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