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韩两国千百年来休戚与共、国运相通，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衰退的风险，中韩两国的对外贸易、社会经济甚至国家安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情势下，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韩高层战略的实质性对接，对于扩大双方外贸出口、共同开发沿线第三方市场及技术转移升级都具有现实意义，从长远来看对于我国重塑东北亚的经济地理格局、缩短区域经济距离、提升区域经济密度和降低区域经济的分割也具有战略意义。
  一、中韩各自经贸战略提出的背景及发展态势
  作为中国的近邻，韩国以“汉江奇迹”般的经济发展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但受制于国家安全、能源供应等薄弱环节，韩国一直试图在强邻环伺的东北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韩国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三任总统先后提出了“新亚洲倡议”“欧亚倡议”“新南方政策”和“新北方政策”，其根本目的都是通过对外拓展与中亚、东盟、俄罗斯等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提振国内长期低迷的经济，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缓解老龄化和高失业率带来的压力。2013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的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站位非常高，是一项长期的、最高层面的发展战略，其主要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做了深刻的剖析，在此不再赘述。在此次全球共同抗疫中，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发挥了跨境物流生命线的作用，为沿线国家特别是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及时提供了急需医疗物资的快速货运服务，充分彰显了这一倡议作为一个多边合作平台的经济价值。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势必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通过加快现有沿线合作项目的复工复产、更多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以及与更多潜在国家开展战略对接，该倡议将直接推动项目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效助力全球经济的重启。

表1 中韩两国经贸战略对接协商进程

  中韩两国高层经贸战略在涉及的地区、产业领域上都具有相似性，韩国“欧亚倡议”和“新北方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建设内容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做了更多具体项目的规划。顾名思义，“新北方政策”的空间方向是希望向北发展，通过“九桥”连接俄罗斯、中国、蒙古和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各主要经济体。在“新北方政策”实施过程中，韩国逐渐感受到与俄罗斯的合作受美欧对俄制裁的影响较大；而在谋求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合作过程中也明显地受到半岛问题的影响。所以整体来看该政策取得的成果不多。正是基于这一点，近年来韩国政府重点实施的是“新南方政策”，即以东盟和南亚为主要合作对象的跨区域经贸政策。在韩方的大力推动下“新南方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18年东盟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的贸易额已接近1600亿美元，而韩国在2019年也再次加大了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和贷款，总金额超过了900亿美元。在经贸活动的带动下，双方人员往来在2019年突破了1000万人次。
  “一带一路”的目的是要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合作互利的欧亚一体化发展的平台，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从空间布局而言，“一带一路”已经超越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路径范围。截至2021年1月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包括了3条陆地方向和2条海上方向的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涵盖了全球六大洲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从经济地理视角来看，“一带一路”主要是通过“五通”建设，构建贯通欧亚的数个陆路、海运物流网络，以更低的物流成本和更便捷的投资条件打破国内和欧亚地区原有的“块状”经济地理格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韩两国经贸战略具有较强的耦合性，文在寅总统多次提到了“一带一路”对韩国的历史意义，并将朝鲜半岛称之为“丝绸之路的最后一站”。中国对于中韩两国倡议的对接也持积极态度，自2015年以来，双方学术机构相继举办了中韩经贸合作首尔研讨会、中韩高峰论坛、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等年度高端研讨会，逐步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中韩两国政府也在多个场合开展了协商沟通，具体进程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近年来中韩两国政府各级别的交流互动非常频繁，在顶层设计和倡议对接方向上已日渐清晰，对于双方具有合作潜力的项目也已达成了初步共识。但遗憾的是，由于韩国国内政局较为复杂、各大财团及派系争斗不断，加之萨德入韩、朝核问题、日韩争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两国倡议对接协商中拟定的项目已经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的较少，很多规划中的项目如“欧亚物流网络”“铁路互联互通”等尚未启动，而已经开展的如“珲春国际物流园区”等项目也由于多方面原因被迫中断。
  二、加快中韩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中韩近几十年来的双边经贸发展历程证明双方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自2008年中韩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中韩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中最为闪耀的部分，伴随着相互补充和相互竞争，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猛。据韩国海关统计，自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双边贸易的年均增幅是同期韩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幅的2倍多。而自2004年以来，韩国也已稳居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对象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韩双边贸易额已从1992年建交之初的50.3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434.3亿美元，其规模增长了约48倍，如图1所示。

图1 2015-2019年中韩贸易曲线图

  可以看出，自2005年双边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以来，中韩进出口贸易额屡创新高。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全球经济局势变化、东北亚安全形势、朝核问题、萨德问题都深刻地影响着两国的经贸往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双边贸易造成了显著的冲击，导致了2009年韩国对华进出口总额萎缩了16.26%。2019年，受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及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额较之2018年下降了9.4%，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降幅高达16.0%。据韩国海关与贸易发展机构（KCTDI）初步统计，2020年韩国货物进出口额同比下降6.22%，但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仅小幅下降0.7%，显示出较强的发展韧性。
  无须讳言，近年来中韩双边经贸往来存在一些摩擦和分歧，但从总体来看双方存在较大的互补性，未来合作潜力较大。通过表22010~2019年中韩进出口主要产品及占比的数据可以看出，除了2019年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塑料橡胶产品上升到第三位之外，其他年份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排名前三的分别为机电产品、光学医疗产品和化工产品。而韩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除了2010年纺织品及原料位于第三位之外，其他年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化工产品，表现出显著的稳定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均占据了双方进出口的前三位，但由于韩国占据了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对中国出口产品以高端装备制造类为主，而中国占据了劳动力成本低和产业链配套齐全的优势，对韩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加工装配和原材料类为主。从双方进出口主要产品的占比数据来看，近十年来均稳定在70%左右，这也显示出中韩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是结构性的和长期的。
  此外，出现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韩双边贸易仍属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且大多是由韩资企业完成。韩国企业通过在华直接投资设立工厂等方式，充分利用了中国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完成了加工与组装后将最终产品返回韩国或出口到第三方市场。这一方面有利于双方在不同类别产品上互通有无，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韩双边贸易具有“同舟共济、风险共担”的特点。
  中韩两国在产业结构上同样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数十年来，对华持续的投资和贸易帮助韩国实现了产业转移，进一步推动了韩国经济结构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别是韩企集中的山东地区）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向转为以内需为主向，意味着中国不仅仅是世界的工厂和制造业基地，更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部分韩国企业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趋势，根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每年开展的“韩国企业投资动机调查”表明，中国已成为韩国企业“出海”的首选市场，双方未来产业间合作的空间巨大。
  在中韩贸易和产业互补之外，双方在科研技术上也存在互补性，这将为双方的经贸合作提供持续的动力。中国在基础研究、基础技术和科研人才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而韩国则在新技术开发、高端加工、风险投资和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经过多年的协商，双方已在科研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中韩科技合作中心、中韩科技共同委员会等制度性安排已经落地。今后双方可继续在汽车、微电子、LED等互补性强、市场潜力大的技术领域深入开展产业合作，在取得相当的成果之后，可向其他产业技术领域和第三方市场进行扩展。
  三、中韩深化经贸合作的策略及现实路径
  韩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在双方具体对接地区和领域上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其主流思想认为中韩产业和经贸结构虽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也存在相当广的地域交集。在交集内的第三方市场，中韩两国的倡议对接可以分散风险、优势互补。由于韩国的经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中韩两国并不存在不可化解的矛盾，有中国学者认为应着力将韩国打造为“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

表2 2010-2019年中韩进出口主要产品及占比

  在这一背景下，从发展的眼光看待中韩双方分歧较大的农业、机电产品等领域问题，采取“求同存异、由点带面”的渐进式方式实现双边经贸的更深层次发展不失为一条现实路径。首先可选择中韩双方分歧较小的区域和领域，以双方企业为主体、以谋求中短期经济利益为目标开展项目合作。中韩两国产业互补性较强，特别是中国正在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已到了关键时间段，需要大量高端材料、零件和机械，而这正是韩国的产业优势。中国在航空航天、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可据此加大对韩的技术出口和劳务输出，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此外，在中美脱钩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中国也需要在高端装备制造，特别是在信息集成技术领域加强同韩国的技术合作，不仅可以为三星、SK海力士等韩国半导体企业在国内的投资设厂提供更多优惠政策，也可鼓励双方企业间开展更多的协同研发和应用。此外，中韩两国都面临着加快经济结构转型、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的现实问题，中国在消费和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积累可以为韩国正在开展的“创造型经济转型”提供新动能，而韩国在消费电子、高端医疗和影视文化等领域卓越的创新能力也能为中国的“双创”升级版提供更多的创意来源。今后可以双方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导，在中亚、非洲等第三方市场开展更深层次的能源、交通领域的合作，并最终实现双方长期利益的一致。韩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展业务的历史比较早，在工业园区的管理、大型生产线的现代化管理和新技术商业化方面经验非常丰富，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产品的本地化应用方面实力雄厚。中韩双方文化融合程度较高，能够较好地相互理解和合作，完全可以采取共建、共享工业园区的方式实现倡议的对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合作开拓中东、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等第三方市场。特别是韩国企业对于非洲市场向往已久，但由于安全、物流等原因迟迟未能进入这一市场。中国企业已在非洲经营多年，对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非常了解，尤其是位于东非的多个工业园区完全可以吸纳韩国跨国公司的入驻，并以此作为平台开展更多的双方或多方合作。
  四、结论与展望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韩两国都承担着提振国内经济、寻找新兴市场和实现贸易多元化的空前压力。由于中韩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都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双方的合作空间远远大于竞争。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速推动中韩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促进双边经贸进入更高和更新的平台不仅有助于两国社会经济的率先恢复和发展，更能促使两国在东北亚、中东欧、中东、非洲、西亚和东盟等更大的区域市场展开合作。这不仅能有助于解决双方现有的贸易逆差和贸易摩擦问题，更能推动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