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农业萎缩、乡村衰退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跨越现代化陷阱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作为引领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乡村发展必然会经历一场具备现代性意义层面的转型阵痛期与蜕变重生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以“三农”为核心的乡村转型发展问题纳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性议题给予统筹谋划与战略安排。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提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乡村建设的总要求，指明了乡村建设的战略方向。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谋篇布局，其保障措施含金量之高和措施之实前所未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1]（P1）新时代我国对乡村建设提出的全局性、战略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阐明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与时代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及人的现代化所蕴藏的强大乡村人力资本，教育能为实现乡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奠定基础。同时，教育作为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因具有较强的价值引导作用，被赋予了振兴乡村文化的时代使命。教育在以“乡村人力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为旨归的基础上，构筑起推进乡村振兴实践的服务性路径。因此，研究教育何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契合了我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宏观方向，探索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和体系将对回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乡村精神文化需要和推进构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教育体系大有裨益。

一、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前提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农村、农民理应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商共建共享者”[2]（P6）。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面向的是全国广大农村和农民，根本目的是解决吃饭问题，实质是如何配置人力资源问题，其所提出的20字总要求擘画出后小康时代我国乡村建设的战略全貌，也澄明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影响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理念。教育作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依托，以振兴文化为切入点，由点及面建构起教育服务空间，既推动“三农”现代化发展，又蕴涵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

（一）教育是传承乡村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

乡村作为一个地域意义层面的单元，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遭受到了剧烈冲击，除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与结构分化之外，乡村地区内部也存在分化之势，即形成了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地区的农村、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和适合新业态发展的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乡村发展呈现出的地域性、差异性等特征催生出我国农村转型发展的新矛盾。对已完成乡村工业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而言，由熟人社会产生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面貌；对依靠城市化逐渐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状况的中西部乡村地区而言，农户依靠城市获取就业机会与收入，并在城乡之间选择自由就业，由此形成农村的开放性结构，但农村内部却生成了反结构力量。就此而论，东西部乡村发展转型呈现的矛盾，实质上是对传统“离乡—思乡—归乡”的乡村记忆被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记忆所替代的应激反应，具体体现在乡村记忆逐渐消解，优秀乡村文化逐渐式微。

乡村作为一个文化意义层面的单元，承担着促进乡村文化与乡村记忆传承发展的职能。从乡村教育践行文化责任的角度来看，乡村教育是农村文化的生命机制，其实质是通过传承乡村记忆与乡村文化，践行服务乡村建设使命。纵观乡村教育践行文化责任、服务乡村建设的嬗变过程，大体经历了发轫、兴起、激进、转轨和高潮五个时期[3]（P165-170），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变革产生了更富时代性、现实性的乡村建设思考，但也逐渐产生了对乡村文化发展的反思。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教育与文化双重建构着农村记忆与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农村记忆与文化会随着时代发展有所异同。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通过形成兼具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现代品质与内涵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避免农民的价值观陷入错位与迷失的文化困境。另一方面，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乡村优秀文化传承的现代压力。乡村现代化发展存在的传统与现代文化张力，调适了因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碰撞产生的“乡愁”与“城愁”，缓和了农村面临的文化破产压力，进而为乡村现代化建设预留文化承压空间，既能保持传统乡土情怀，又能融纳现代性特质。

（二）教育是积累农民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 2010年以降，中国城镇化率由 49.95%上升到了 2018年的 59.58%[4]（P35）。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乡村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42%[4]（P31）。我国快速的城市化释放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存量，但中国城市化进程尚未止步，未来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在此进程中，并不意味着农村不重要，正相反在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诸如农村空心化、农民脱贫增收、农业发展等系列问题中，“三农”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但核心仍是农民问题。

改革开放后，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逐渐改变，农民关于活法的定义、传宗接代的终极目标和生命的内涵正在被重新定义。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却因地域发展差异的分化、个人生命周期的分化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分化，成为了市场竞争体系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不高、思想观念较为落后、自然经济情结较浓，更固化了其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劣势地位，因此应把农民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位置。农民的增收与脱贫除了依靠“外源式”的物质帮扶外，更需要形成“内源式”的精神动力，即通过人力资本的开发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乡村振兴。

农民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对象，教育是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通过“依赖于服务乡村的学校教育体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就业”[5]（P25），可以更新农民的知识结构、释放农民的人力资本潜能。一方面，优化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从教育结构类型来看，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应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改善农村地区的薄弱办学条件，并通过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等多种途径，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加强教育与农民帮扶的内在联系，把脱贫攻坚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如在教育扶贫方面，要把具有强烈脱贫意愿的农民作为重点扶贫对象，通过产业技能培训、金融帮扶、农村专业人才带动等举措，提高贫困农民的个人收入，从“志气”与“知识”两个方面消除“穷人心态”，增强贫困农民的脱贫信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三）教育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智识利器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既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任务，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6]（P2）。

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动力转换的背景下，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依靠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收窄，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加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如期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战略任务艰巨。因此，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引领创新发展的功能。换言之，需要把新兴信息技术渗透于农业生产、服务、加工、流通和营销等各个环节，引发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促进农业产销向智能化、精准化、网络化方向发展，重塑农业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重新配置产业资源，推动产业效率和价值的提升。

教育与科技的相互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产业融合的发展动能，而培育农业科技人才更是具有基础性、建设性和引领性的作用。首先，通过教育能稳步提高农民的科技素养，不断掌握运用现代科技解决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可以将青年农民培育成一支新型职业队伍，从而确保农业生产效率的稳步提升。其次，通过发挥农业科技领军人才的带动作用，能为农村培养大批具有专业水平过硬、实践经验丰富和心系乡村发展的科技人才，以此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增强农业综合发展潜能与水平。最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可以吸引外出创业农民回乡务农，并将其纳入现代农业职业培训体系之中，为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和保障。

二、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承载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有效破解乡村发展转型问题的前提。从教育属性来看，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育人，通过塑造思想观念、传递知识、提升素质能力等多种途径，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和保障。从教育功能来看，教育与文化的能动作用，建构起教育、文化与人三者间的通路，教育的育人过程，同样是文化形塑人的过程。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包含着两条主线——既以育人的形式促进乡村教育振兴，又以文化重塑的形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两条主线的不同服务过程决定了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所承载的独特价值。

（一）突出乡村教育优先发展的必然要求

乡村教育因其独特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格，为乡村青少年赋予了生存意蕴和生命根基。然而，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我国乡村教育出现了分层化和差异化现象，产生了教育环境碎片化、教育功利性导向突出、标准化程度较低、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源流失严重、优质师资匮乏和乡土教育元素缺失等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党和国家对乡村教育议题的高度重视与关注。由此，乡村教育优先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以期充分发挥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推动乡村整体发展等方面的助推器作用。从教育发展战略体系来看，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要求、政策安排和具体举措等方面做出了明确指示，为新时代乡村教育优先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安排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要求，“必须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先手棋，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就整体而言，乡村教育优先发展获得了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政策体系的确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驱动中，乡村教育优先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战略任务。

（二）创新乡村职业教育实践的内生动力

乡村职业教育是与乡村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乡村职业教育具有强化城乡联系的天然纽带作用。乡村职业教育通过组织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稳步提升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培养和培训了特定领域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农民进城务工降低了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压力，促进了城乡人口要素流动。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农民稳定在城市的就业，增加其工资收入，并使其逐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从而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由此，乡村职业教育仍是培育农村各类技能型人才的主渠道，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通过创新乡村职业教育实践激发乡村教育新的内生动力。一方面，乡村职业教育瞄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对农村经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来说，只有劳动者实现自我转型和全面提升方能实现。因此，乡村职业教育逐渐强化了教育对象的指向性，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目标，依托乡村职业学校建设与课程培训体系建设，释放农民创造活力，激发农民建设热情。另一方面，乡村职业教育产生了新的角色转换。乡村职业教育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乡村职业教育的培训内容日益宽泛、服务领域日益多样、发展模式日益多元，使其产生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主渠道”、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生力军”、培育企业成长的“助推器”和创新传承乡风文明的“能量场”等新角色定位[7]（P108-109）。乡村职业教育的新角色也在其组织形态、发展模式、办学方向和服务领域等方面产生新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积极调适。

（三）明确乡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价值导向

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以基本公共服务的形式融入到乡村社会中。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作为教育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是相互联系、影响和依赖的，并非彼此排斥甚至相互敌对。首先，在城乡二元文明共生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框架下，城市是驱动乡村发展的新引擎，是乡村教育优先发展的坚定支持者，乡村教育价值业已显现，其资源体系得到补充。《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发展优势互补。因此，融入城乡教育资源体系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教育为乡村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条件，通过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保障了乡村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其次，在乡村文化创新驱动层面，乡村教育理应走上一条通过教育激活乡村本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有机融合的实践发展道路。乡村教育需要通过复兴与繁荣乡村文化，培育适应现代社会的农民，进而推动乡村社会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型，为乡村人力资本积累提供精神力量。最后，在服务乡村现代化发展方面，乡村教育需要加强对个体知识、技术和素质的更新与培养，将乡村人口的基础教育水平提高到新的水平。此外，乡村教育不仅需要发挥基础教育的服务功能，而且也要拓展与增强高等教育的服务功能，即通过缩小农村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差距，激发农村劳动者在知识、心理、技能等方面的潜能优势，为积累乡村人力资本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所以，乡村教育作为积累乡村人力资本的主渠道，不仅深化了乡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实际内容，而且发挥着积累乡村人力资本的战略支撑作用。

（四）提供乡村文化现代发展的服务空间

文化是乡村的精神根脉与灵魂，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乡村文化兴盛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实现乡村文化兴盛的关键在于破解农民因快速城市化发展所产生的心理焦虑、价值观丧失和文化失调等问题，复兴与繁荣乡村文化则需要充分发挥教育的文化引领作用。发展现代乡村文化不是一味地追求“城市化”，而是要在留住乡音、乡风、乡思、乡愁，继承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城市文明融入到乡村中，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此过程中，教育为乡村文化现代发展提供了服务空间。一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政治服务空间。党和政府始终将乡村优秀传统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有机融合，引导农民了解党的“三农”工作方针，通过开展教育主题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多种活动，发挥政治教化功能，把农民团结起来、凝聚起来、行动起来。二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经济服务空间。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是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新时代农民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对文化产业的整体认知，运用产业融合思维，对民俗、民间歌舞和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发，进而产生文化增殖效益，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经济收益，最终带动农民增收与脱贫。三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取向空间。目前，农村文化价值取向存在“为农”与“离农”两种倾向，前者强调要为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后者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适应现代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是使二者由对立渐趋融合，从工具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观点来看，乡村文化价值应立足于人的发展，尊重个人选择，以培育具有现代人格的人才为目标。因此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取向不再拘泥于“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定势，而是以“多元融合”的心理意识进行新的文化图式建构，以此适应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的新发展。

三、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结构

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置于时空场域的具有内在组织秩序与外部表现形式的系统结构。在时间场域层面，系统结构呈现出历时性与共时性共存的内在组织秩序。从历时性来看，中国百年乡村振兴实践始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盛于新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成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从共时性来看，民国的乡村建设实践接续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乡村建设实践，并在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的有机结合过程中，诱发教育何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思考。在空间场域层面，系统结构是以地域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教育空间和社会空间等为代表的外部表现形式，把文化发展链、生态保护链与社会脱贫链等乡村现代化建设链条嵌入到乡村社会中，形成“集群性”或“抱团式”的资源聚焦效应。因此，我们需要整体把握和分析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结构需求、类型、特征和模式，充分把教育蕴含的制度、资金、人力、技术和信息等资源优势进行集聚与融合，以推动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

（一）系统结构需求：防范内部潜在冲突

在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结构整合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因不同社会结构主体对教育诉求的差异、教育资源分配的利益冲突等现实问题，进而影响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效。因此需要对系统结构进行合理化的需求配置，调节与缓和系统内部的可能冲突。

第一，确保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乡村治理必须依靠农民，在构建以“政府引领、社会参与、制度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中，要充分发挥好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用[8]（P135）。其中，需要格外关注德治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德治是弘扬真善美的有效载体，也是不可忽视的治国方略。在当前乡村治理格局中，加强对农民的人文关怀与道德感召力度则是确保农村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德治是维护乡村秩序的内生动力，要通过德治的强大道德感召与道德教化作用，提升乡村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治理理念中，并转化为情感认同与行为准则，进而维护乡村意识形态不动摇，放大“自治、德治和法治的乘数效应”[8]（P158）。

第二，实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要依靠农民振兴，所以不能忽视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而是应将其置于战略核心位置。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角度来看，教育使我们能够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我们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联系，并通过行为和实践，使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充分满足而不是被剥夺[9]（P9）。因此，在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教育以促进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为追求目标，帮助农民理解与认识乡村与城市的共生发展关系，弥合因城乡发展差距撕裂的乡村文化认同，重新感知与体会乡村文化承载的独特价值与品质。此外，通过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努力消除因贫困、健康、知识、技能等产生的被剥夺感，将农民自身的发展诉求与发展动力有机结合。

第三，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效率。新时代的农业生产主要采取了以“集约化”“高效率”为特征的大规模现代机械化生产，所以农业不再只是单纯的体力型生产，而是技术型经营，现代科技知识与网络信息化技术成为现代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标识。现代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智力资本，一方面通过对农村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帮助农业生产者借助现代信息网络了解和分析农业生产市场信息，对农业相关附加产业链的市场前景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以减少农业生产者因市场竞争波动所带来的生产损耗；另一方面，帮助相关农业生产者了解与认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进而在思想观念上帮助其树立走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同时也能在推进培育农业高新产业，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激发乡村创新创业发展潜能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二）系统结构类型：反映内部关键要素

在系统结构中，根据接受教育的时间跨度可划分成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根据教育空间的承载场所则可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结合乡村这一特定背景，其教育结构主要是学校场域中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以及社会场域中的终身教育，进而呈现出城市与乡村教育相融合、产业与教育相融通以及乡村课程与教学相统合的结构类型。

第一，城乡教育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乡村发展必然需要人来带动，人口的流动会产生信息交流、制度创新、资本投入等现象，唯有促进城乡双向流动，方能使乡村成为活水，为乡村振兴奠基铺路。过去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使乡村教育处于失声状态。而在新的城乡文明共生框架下，“城乡一体化即是破解乡村发展滞后的重要措施，其中教育是帮助乡村脱贫致富、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关键举措”[10]（P80）。我国采取了加大乡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优质师资队伍、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布局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在此意义上的城乡教育融合，意味着学校教育内容与教育途径层面的调整，即通过补充乡村本土特色的教育内容与实施乡村特色的教育实践活动等途径来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最终实现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目标。

第二，产教融通促进乡村科技教育发展。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不再是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是乡村人口进入到城市的城市化，逐渐衰败的乡村如何实现振兴，乡村产业振兴是重要的突破口。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体系下，乡村把“产业”与“教育”场域进行融通，必然要求把科技教育置于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位置。一是通过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展智慧农业，提升乡村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过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高科技农业技术型人才，帮助乡村探索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短板，指导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和农机装备，提高生产经营水平，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农民生活富裕。

第三，课程教学统合增进乡村教育真实感。从农村课程内容来看，农村学校很少开设地方特色课程，其课程内容严重脱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实际，致使培养出的人不能为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村生活服务[11]（P8）。课程与教学的统合是学校教育内部要素与培养路径的改革，主要指向学校课程结构与教学模式的匹配性实践创新，以及课堂内与课堂外的“理实一体”[12]（P130）。而乡村课程与教学间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情景剥离，即乡村教育不能为乡村学生带来真实的课程体验与心灵慰藉，导致乡村学生对乡村教育缺乏真实感。因此，推动乡村教育优先发展应把具有乡土气息的课程内容予以情景化再现，并将基于乡村产业发展实际所增设的教育培训实践基地融入到学校课堂教学情景中，切实让农村学生感受到具有乡村地域文化等特色的教育真实感，增强对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三）系统结构特征：展现内部发展趋势

从某种意义而言，系统结构需求与系统结构类型是相互影响的，系统结构需求决定着系统结构类型，反之，系统结构类型会改变系统结构需求。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教育的职业使命认同、教育的文化自觉自为和教育的自身生命力发展的系统结构特征，进而展现系统结构内部发展趋势。

第一，增强教育的职业使命认同。教育的职业使命认同是针对乡村教师群体而言的，乡村教师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农民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结构需求以及“产教融通”“城乡融合”和“课教统合”的结构类型具有关键意义。“乡村教育”作用于“人”的过程，是教育显性与隐性功能传递与传导的过程，乡村教师则是其中的中介力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要正视乡村教师肩负的职业使命，提升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将乡村教师真正融入乡村社会，从整体上提高乡村教师的薪酬待遇，最大程度地满足乡村教师对健康、医疗、教育等的基本社会生活需求，特别是要采取灵活、人性化的政策化解乡村青年教师家庭与生活顾虑。同时，要将乡村教师的职业发展与乡村学生的全面发展相联系，让乡村教师真正认同乡村文化、理解乡村学生境遇、勇于扎根乡村社会，使乡村教师不再游离于乡村之外。

第二，践行教育的文化自觉自为。如果说教育承载着乡村文化与乡村生活的记忆，那么乡村中的教育自然蕴含着文化传承意义，乡村教育也就具备了传承乡村文化的自觉认知。乡村教育不只是对静态课本知识的呈现，而且是把乡村本土性知识与实践融入其中，以反映乡村生活的本土特色与特征。同时，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的紧密衔接将乡村教育本身祛魅，由乡村教育本身出发探索乡村文化乃至乡村生活的意义则使乡村教育具有自我觉醒的意义与自觉行动的轨迹。据此，乡村教育在传承文化与探索生活的双向建构过程中，具备了践行教育的文化自觉自为的含义。从乡村学生的角度看，教育的文化自觉要求学生清楚地理解乡村所传承的文化，教育的文化自为要求学生对践行乡村文化的乡村生活进行回应与行动，即“拓宽现代生活视野，又扎根本土获得乡土知识滋养，真正通过个体生命世界的整体培育和个体人格的积极有序生成与发展”[13]（P74-75）。

第三，促进教育的自身生命力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教育将人置于“教育”与“文化”乃至“生活”的场域中，逐渐实现“人”与“文化”、“人”与“教育”、“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建构。基于乡村背景，教育的生命力发展在于教育与生活的整全。“教育乃是个体将自身天然禀赋浸润于文化之中、朝向文化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乃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生命成长，文化引领、包容、激励、提升着个体自然禀赋，个体自然禀赋赋予文化以生命的力量”[14]（P10）。因此，对广大农民而言，接受教育的意义在于通过将个体的生命沉浸到独特的乡土文化中，让生命感受文化韵律，揭示教育的生命力量。实现教育与生活的“整全”关键是要保持教育与生活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包括乡村治理有序、城乡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具体内容。由此个体保持教育与生活的和谐需要通过激发个体潜能，将社会外部发展需求与个体内部发展动力进行有机统一，拓展自身发展的无限性与可能性。

（四）系统结构模式：形塑内部运行载体

根据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外部空间表现形式，在其对应的场域中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结构模式，为系统内部的稳定、有效运行提供重要载体。本文以生态空间、教育空间和社会空间为例予以说明。在生态空间中，以绿色生态为引领，形成教育绿色发展模式；在教育空间中，以职业教育为导向，形成教育融合发展模式；在社会空间中，以脱贫为目标，形成教育精准扶贫模式。

第一，教育绿色发展模式。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将是一场深刻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5]（P243）。坚持树立绿色生态发展理念，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以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留住乡村人才，吸引人才到乡村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所以需要格外关注教育绿色发展模式，因为该模式是面对自然的，是紧密联系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以及教育发展进程的，是在双方合作中逐步达成的。因此要充分发挥教育在乡村社会环境中树立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的价值引导作用，通过现代农业环境防污技术、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等举措抓牢乡村生态建设，“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8]（P73）。

第二，教育融合发展模式。该模式主要以乡村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为核心要义。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农村、对接农业、服务农民，是新时代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教育融合发展模式以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为旨归，把农村职业教育的传播现代农业观念、传授实用技术和培训实用技能[16]（P82）与农村普通教育的积累基础知识、促进心智成熟和塑形价值观念作为手段，帮助劳动者提升生存技能水平与习得通识性知识。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是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融的，通过培育大批具有生产技术的技能型劳动者，让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帮助农民在城市就业，提高其经济收入，实现脱贫攻坚。另一方面，农村普通教育是与农村文化发展相融的，通过习得通识性知识，让农民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形成对乡村与城市的整体性认知，并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个体的思想观点、道德水平与行为举止中，加深对乡村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第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乡村振兴离不开脱贫攻坚，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接续中，教育肩负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使命，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耦合的观点来看，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是以“智志双扶”为主线，将农村贫困群众由“等、靠、要”的被动式脱贫扭转为“愿、想、要”的主动式脱贫，从而坚定农村贫困群众的脱贫信心，激发农村贫困群众的脱贫主动性，增强农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对乡村现代化发展而言，教育精准扶贫模式需要构建智力资本保障系统，即以政府主导构建精准教育机制、社会帮扶技能培训和贫困居民积极参与教育培训。因此，乡村社会中的教育精准扶贫通过将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配置、构建农村地区引入人才支持保障体系、均衡布局城乡教育资源、提升农村贫困群众的谋生技能等系列举措，逐渐实现农村个体脱贫、家庭脱贫和地域经济良性发展。

四、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实际、着眼乡村精神文化需要、针对乡村薄弱问题，重新思考和谋划新时代乡村建设发展的系统化理论体系。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理应对此战略部署予以积极响应，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必然之举。

（一）塑造良好文化环境，激发现代乡村建设热情

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互动建构筑牢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思想根基，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农民的思维模式、价值选择和行为举措。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既可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建设，也能激发农村群众建设现代乡村的热情。首先，破除“教育无用论”的价值迷失。农村地区存在教育回报率较低的状况对个体选择产生了影响，部分解释了农村地区初中辍学率上升、高中入学率下降以及城乡教育不平等扩大的现象。但就现实来说，农村学生接受教育仍是实现社会阶层上升的主渠道，需要通过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战略性投入，制定乡村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战略规划、建立健全农村教育现代化发展体系等举措，促使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正向流动，稳步提高乡村教育对农村个体发展的回报率，从而消解“教育无用论”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重塑健康的乡村文化生态氛围。其次，树立“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振兴乡村不能受制于城乡二元对立发展的窠臼，而是要将城乡二者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贯彻落实好“以人为本”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提高乡村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后，充分发挥教育的交流理解功能。通过学校这一形成文化、传播文化和更新文化的重要场所，加强城市与乡村学校在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课程评价等方面深度开展合作、交流等活动，建立定期互访交流与合作的工作机制，引导城乡教师群体进行双向流动，消除城乡存在的文化偏见。

（二）加强制度保障供给，奠定乡村持续发展基础

推动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的制度保障体系和以资源有效供给为依托的物质保障体系，从而提高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与覆盖面，扩大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力与实施效果，为乡村的持续性发展奠定前提基础。首先，探索建立城乡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移走了大量由农村教育培养出来的农村人才，导致了农村剩余优质劳动力的减少，使其不足以支撑乡村教育新的人才培养成本。因此，城市应对乡村人才的流失作出补偿，合理分摊农村为城市培养人才的教育成本。其次，建立健全教育资源保障体系。要加强乡村教育基础设施资源供给，政府应加快农村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进程，配备软硬件设施，保障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要加大乡村教育财政保障力度，国家教育财政资金应重点向农村中小学倾斜，增加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缓解农村中小学教育资金短缺问题；要通过国家财政宏观调控政策，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为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减轻经济负担，缓解农村贫困群众的上学压力。最后，大力推进教育制度体系创新。在教育法治建设方面，通过规范明确政府、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等乡村教育振兴建设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确保其所应有的权利、责任和保障；在教育质量监督方面，通过鼓励乡村教师积极改进教学方法与模式，探索建立一支指导乡村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教师队伍，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工作，帮助乡村学生在服务乡村振兴的事业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在教育创新就业方面，要大力破除针对乡村劳动力流动所设置的市场、金融和土地等不合理的准入性条件，完善乡村教育创新创业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养，让农民从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和产业融合中获益，进而带动农民创业就业。

（三）应用科学管理手段，引导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乡村振兴战略的高效落实需要运用科学管理手段，以科学技术体系创新为导向、以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为载体，引导科学管理与促进乡村人力资本发展的有机结合，激发农业农村经济活力，带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大力推进科技体系改革创新，为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村创造条件。一是通过优化学科建设、打造一批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加快农业科研载体平台建设进程。二是通过探索建立包括科技创新基本信息、科技应用推广数据库、技术应用典型示范平台等在内的农村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帮助解决农业科技工作者与农业经营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农民应用现代科技发展生产经营的成功可能性[17]（P104-105）。三是通过采取送科技下乡、选派科技特派员和加强农民培训等多种途径，整合多渠道的农民科技培训与培养资源，探索建立起以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和产业带动的培训机制，进而提高农民技术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其次，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为乡村农业转型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一是通过建设覆盖城乡学校、农业科技研究所、农业种植基地等在内的智慧型服务平台，减少因科技理论与产业实践不匹配的转型发展难题，缩小农业技术工作者与农业实际操作者的时空限制。二是利用新兴科技为乡村产业转型发展提供精准服务。例如，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对农业生产的精准化管控，实时把握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能够精准确定农业生产所需的最佳土壤条件、水分含量、光照时长等关键性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套提高生产效率的最优方案与举措。

（四）优化人才支撑体系，扩大乡村人才供给渠道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实施成效。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切实提高农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18]（P175）。因此，需要优化人才支撑体系，为持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储备农村优秀人才队伍，扩大农村人才供给渠道。首先，探索建立培育新兴职业农民的支撑体系。政府应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建设的主导作用，根据培育农民对象的文化层次和培育需求，组织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多种类型与层次的培育；社会要注重乡村产业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把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与农村产业相结合，拓展新型职业农民的思维，增强其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企业要通过提供实际操作演练的设备、场所，以及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多方位的实践机会，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进行技术示范指导，创造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健康发展的实践环境。其次，探索建立培育乡土人才的支撑体系。乡土人才是在民间文化艺术、生产生活技能、经营管理服务、特色产业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民间艺人。一是要通过举办乡村技能大赛、委托相应层次的行业协会组织评鉴和组建专门的评鉴委员会评议等多种途径探索建立乡土人才的评价体系。二是要建立农村乡土人才的激励体系。例如，通过对创办各类新兴特色产业、兴办经济实体的乡土人才给予一定的物质与政策支持，积极组织开展技术传授、经验交流和成果推广等活动以畅通乡土人才技术职称评定的通道。三是要通过成立乡村人才管理机构、建立地方“乡土人才”信息库等多种方式探索建立乡土人才的管理体系[19]（P258-259）。

（五）引导社会主体聚合，形成乡村治理有序格局

我国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差距过大、乡村治理失序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20]（P7），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等乡村治理主体的深度融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首先，扭转政府包办一切的观念。随着新的治理理念的兴起，“治理”因其包括自治、法治和德治等重要内涵，逐渐取代“管理”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引领。因此，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建设不能过度依赖政府，而是政府在充分发挥协调、监督、约束与服务的作用基础上，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公民、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增强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发乡村的社会活力。其次，重视市场机制的导入。要运用市场化思维、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乡村治理创新。例如，政府应通过购买乡村公共服务、社会保险等方式来化解矛盾、防控风险，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此外，要把多元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力量引入乡村治理中，通过开展心理干预、矛盾调节和权益保障等服务工作，充分回应农民合理期待与要求，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再次，规范社会主体的参与方式。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旨在最大程度地调动不同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最终实现多元参与、共同治理和治理有效的治理目标。因此，要充分发挥好不同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比较优势，降低高昂的协调成本，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明确规定社会主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增强社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权责统一意识；加强对社会参与主体的法律意识宣传，使其遵守规章制度，做到知法自律、懂法自护，以维护乡村治理的法治精神与法治框架。

总之，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关系着“三农”问题的妥善解决，蕴含乡村教育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以及乡村人力振兴的逻辑向度。教育因具有积累人力资本、传承文化和促进民生发展等功能性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服务属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践理路。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紧扣时代脉搏、契合乡村现代化建设方向的适时之举。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以“人力资本”为目标的“乡村人才振兴”和以“文化传承”为旨趣的“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上，对教育服务性路径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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