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研究所，全称“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AEI，亦称“企业所”），是美国一家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思想库。企业所按照民间、独立、无党派、非营利的原则运作，致力于经济、政治、法律、外交、国防、社会、文化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和传播。

一、机构概况

美国企业研究所前身为“美国企业协会”，1962年才改称现名。早期的企业协会由路易斯·H·布朗等一批纽约工商巨子于1938年在纽约市组建，其最初宗旨是，希望能让美国公众更好地了解，通过维护“自由的和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将可获得重大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时至今日，企业所的理事会依旧由工商与金融大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组成。维护企业界的利益，宣传自由市场思想，强调有限政府理念，也就成为企业所的一个重要机构特点。

企业协会正式成立于1943年，布朗为首任负责人。当年，美国尚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新政”也还在推进中，国会中有一种意见，希望将战时对价格和生产的管制永久化，以便在和平恢复之后也能防止另一场大萧条的再现。为了反对此种政策动向，企业协会将主要办公地点从纽约迁往华盛顿。企业协会的这一举措具有典型意义，它既体现了当时工商团体从工商城市向国家首都转移的趋势，又标志着政策思想库在美国的兴起。与当时大致同时成立的美国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相比，企业协会不仅以其对经济问题的侧重，而且以其显而易见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开始独树一帜。

企业协会秉持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理念，最初为美国国会的立法活动提供分析支持，所涉议题有社会保障改革、政府健康保险、贸易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生产率成长与工资和收入的关系。此后，企业协会也将工作重点拓展到为行政当局进行政策研究，涉及财政、货币、医疗、能源等领域。但总体而言，在1950和1960年代，企业所的工作相对集中，推出的成果形式主要是专题报告，它在全国政治活动中的实际影响力尚相当有限。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加有效地发挥决策咨询作用，企业协会早在1944年便召集了由知名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院家组成的“学术顾问团”，这也称为企业所日后壮大的机制之一。

从1954到1978年，企业所由老威廉·巴鲁迪（William Baroody, Sr）领导，他抱有“思想能够推动政治”的信念，致力于企业所的不断发展。巴鲁迪一方面注重筹款，将财务支持的基础扩大至工商领域之外，另一方面引入专任研究人员，支持原创性研究，注重人脉关系培养，加强成果宣传力度，从而逐步扩大企业所的咨询和学术影响力。就任不到一年，企业协会出版的成果便被摘登在《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之上。到1960年代初，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高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等知名经济学家，已任职于学术顾问团中。

1972年，巴鲁迪开始招募专任研究人员，哈伯勒首先从哈佛大学前来加盟，次年耶鲁大学的威廉·费尔那（William Fellner）也加入团队。一流学者的到来标志着企业所有志于成为一流的思想库。1977年，离任未久的总统福特成为企业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并带来了十多位前政府官员。专职研究人员和前政府高官的加入让企业所影响力大增，并进一步吸引到了美国各领域声望卓著的思想家，包括：人称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欧文·克里斯陶（Irving Kristol）、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和马文·考斯特思（Marvin Kosters）、社会学家罗伯特·涅斯贝特（Robert Nisbet）、政治学家罗伯特·戈特温（Robert Goldwin）、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和沃尔特·本斯（Walter Berns）、神学家麦克·诺瓦克（Michael Novak）、作家本·瓦腾博（Ben Wattenberg）。

到1980年，企业所已从不很起眼的一家协调性机构发展为华盛顿特区的智库重镇，其团队人员和预算经费都有了显著扩大。与1970年代相比，工作人员已从10名扩大到125名，年度预算经费从100万美元增加到800万美元。最主要的是，企业所已成长为创新思想的基地，在放松管制、税制改革、贸易政策、社会福利、国防与外交政策等方面，它所推崇的保守主义政策立场正在走到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1980年代见证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里根当选总统后，从企业所选调了数十名专家担任政府高官以及联邦法官，他们协助里根在经济、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就在思想影响力取得成功的同时，思想库自身却进入了暗淡的岁月。由于所内要员纷纷前往政府任职，加之老布鲁迪的去世、小威廉·布鲁迪管理上的问题、研究所的扩张过度、研究活动的分散化，以及诸如传统基金会、凯图研究所等新锐思想库的出现，还有原捐助基金会支持的转向，企业所陷于声誉和财务的困境，乃至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小布鲁迪被解职后，经过一段过渡期，克里斯托弗·德姆斯（Christopher DeMuth）在1986年继任。德姆斯是一位律师和经济学家，曾任职于尼克松和里根政府，也曾执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他担任企业所总裁一直到2008年。

德姆斯执掌期间，对研究所的人员和研究议程作了精简。原有的外交和国防研究被大幅压缩，新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具有传统优势的内政领域，包括公共财政与税收政策，政府规范与管理，美国政治与政治制度，文化、哲学和社会福利问题。同时，相应改革勒内部的管理和财务制度，并且加大了出版宣传方面的力度。对于这些改革措施，捐款者反应积极，到1990年代初，企业所便还清了债务，改善了财务状况。随之，研究队伍有了扩大，新一代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外交和贸易专家、社会和文化问题专家加盟企业所，其中包括后来对房地美和房利美存在缺陷提出预警的专家彼特·沃里森（Peter Wallison）、为美国外交和伊拉克战略提出重要思想支持的弗雷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等。在此基础上，企业所的研究质量和成果影响总体上有了上升。

一般认为，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是企业所兴盛的年代。1988－2000年，企业所的收益从1000万美元增加到1890万美元。同时，所发行的出版物也备受关注，原有刊物《公论》和《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被整合为《美国企业》，2006年还创立了《美国人》。2008年底，德姆斯不再担任总裁，由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继任。当时的企业所共有员工185名，其中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为70名，全部收益达3130万美元。历经70年的发展，企业所继续秉持强化自由企业、增加个人机会、保障社会自由的原则，通过自己的思想成果和决策咨询，影响着美国的政界及整个社会。

二、研究组织

（一）管理组织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负责研究所的管理和财务，选定研究所总裁，制订研究所方针、制度、操作办法，确定年度预算，评估并建议研究议程、研究和行政岗位人选，维护研究所的思想独立性，保障研究所的财务健全性。理事会每年开会4次，理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开发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投资委员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为理事会提供报告和建议，供理事会会议时讨论并裁决。

理事会现由24位理事组成，多为美国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者。现有理事是：凯文·罗林斯（Kevin B. Rollins），担任理事会主席，系TPG Capital高级顾问

（二）定位特点

“观念的竞争乃自由社会之根本”（Competition of ideas is fundamental to a free society.）这是老布鲁迪在1960年代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立下的机构箴言。这一所训表达了对于自由和竞争的推崇，标示了企业所不可动摇的保守主义定位。所以，毫不奇怪，至今人们都把企业所视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堡垒。

1、保守主义的总体定位

作为一家思想库，企业所涉足学术与政治的交界地带，旨在提升政治辩论、完善政府政策内涵，但具体而言，它为自己规定了具有明确的宗旨，即要“捍卫美国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的原则并完善其相应的机构制度，涉及有限政府、私有企业、个体自由与责任、警觉和有效的防务与外交政策、政治问责、公开辩论等基本内容”。因而，其研究人员作为一个整体，按要求应当致力于扩大自由、增加个体的机会、强化自由企业，通过独立的思考、公开的辩论、有理有据的观点、最高标准的研究和宣传，追求这些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理想。

保守主义的总体定位首先体现在理事会成员身上。成立之初至今，理事会侧重吸纳重要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精英，这便构成了崇尚自由市场、有限政府的“亲企业”特质。在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多将企业所（尤其是此前的企业协会）视为资助它的东部财团的附属机构。理事会中当然也包括若干知识界名流，但基本上也限于保守主义色彩浓于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者和记者等。

保守主义作为立所之本当然也需要落实在所招募的研究人员身上。1960和1970年代，总裁老巴鲁迪曾刻意招募了当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即那些先前支持过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伟大社会”，但后来认为此类福利社会计划失败了，并因此心怀不满的人士，如欧文·克里斯陶（Irving Kristol）、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等人。

保守主义的总体定位也必然与政界的保守主义政策倾向合流，并且相得益彰。企业所注重支持那些能体现自身理念的政治人物。例如，1964年，总裁巴鲁迪曾与其几位所内成员为当年保守派总统候选人戈特华特（Barry Goldwater）助选，担任其政策顾问并撰写竞选演说。（当然，按规定，企业所工作人员不得利用单位的时间或其它资源去介入任何公职竞选活动。）反过来，政治人物也借重企业所。例如，柯克帕特里克在企业所期间发表了“专制与双重标准”等论文，让她赢得了里根的注视，所以后来被提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

由于其保守主义的总体定位，企业所很自然地与美国政界两党中的“共和党”关系密切。从福特政府下台后众多前政府官员前往企业所任职，到里根上台时招募企业所成员担任政府官员，不难看到企业所的定位和地位。所以，当舆论界称企业所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或“影子内阁”，也毫不奇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企业所曾是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大本营，该学派随即成为里根领导的共和党政府的主流经济学指南。

企业所至今仍坚持保守主义的总体定位。在2009年企业所年度报告中，理事会主席和总裁开篇便称，企业所立足于三条永恒的价值观：扩大自由、增加个人机会、强化自由企业，可是，这些价值观却在应对经济困境时，正在被当今的政治领导人损害。他们指责奥巴马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不是激励美国人争取经济自立，而是在纵容经济依赖，不是在激励美国人进取成功，而是为失败买单。从税收和开支到医疗和环境，我们的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推出政府主导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美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在外交上，他们在放弃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转而参与到日益多边化的机制中，而且为了迎合与我们价值不同的国家，而抛弃与我们价值相同的国家。简言之，他们把现有政府的做法贬称为：国家主义、重新分配、懦弱绥靖。

2、具体研究持开放态度

企业所虽然在总体定位上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然而，它又强调自己的使命是要通过研究和教育，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向领导人和公众提供服务。故此，企业所“不以意识形态、政党立场、流行时尚来左右自己的工作，只以社会运行和政府治理的完善为准绳，以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繁荣、安全、民主的国家和世界。”同理，研究所的工作对象也持开放态度，无任何人为划定的圈子，它自己提出，包括了“政府官员、立法者、教师、学生、企业主管、专业人士、记者，乃至全体公民，只要他们试图认真了解政府政策、经济、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进展。”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企业所要求自己的研究人员应：注重实证分析，展示思想的深度和创新性，开诚布公地进行批评，提出具体的革新建议。而且，企业所强调，研究活动本质上是一项个体化的工作，故而不赞成通过强制的方式来组织研究。它提出，即使在一个课题项目中，本所成员可以不同意某些研究课题所得出的结论或提议的政策。企业所特别指出，研究所不会在任何政策性或学术性问题上采取任何团体性立场，因为那样只会妨碍个体研究者的独立思想，并且损害企业研究所成果的可靠性和尖锐性。同时，企业所认识到，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常会有自己的政策或学术立场，譬如会对国会正在审议的立法议案或者赞成或者反对，但它提醒道：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不过是以个人为身份，并不代表研究所。当专家学者在国会委员会或政府机构进行正式作证时，按惯例他们应当附带发表表示这一层意思的声明；在书籍、文章、讲演，以及其它对公众表达意见的场合，尤其是当涉及争议严重、观点迥异的议题时，也应当如此。

一方面在总体上具有保守主义的定位，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中又不持有先验的立场，企业所至少在原则上较好地平衡和调和了这两个方面。大致而言，在立身的宗旨和领导人员的选定上，企业所强调要有立场、有倾向，但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则尊重科研自身的规律，也尊重科研人员的独立性。这是既需要标举旗子、不失底线，但又不沦为御用工具、宣传机器的两全之策。正是秉持无党无派的立场，使企业所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其它某些智库，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等。这当然有助于维护研究机构的声誉和长远发展。

另外，在具体科研组织中，企业所也尽量摆脱门户之见。一般认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一家立场左倾的思想库，与立场右倾的企业所成相对而立之势，然而，这并未妨碍企业所与对方开展合作。例如，1998－2008年间，两大思想库曾联合主办了“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规范管理研究联合中心”，另还在2006年启动了“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选举改革项目”，研究了人口结构与选举课题。这是具有启发性的做法。

即使是保守主义总体定位本身，也不是机械地要套到每一研究人员或其课题身上。毫无疑问，企业所不管在国内政策领域还是国际政策领域，都标举保守主义旗帜。被普遍视为“新保守主义之父”的欧文·克里斯陶（Irwin Kristol）曾经就是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现在企业研究所设立的年度最高奖项就以此人命名，称为“欧文·克里斯陶奖”，许多知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如本·瓦腾博格（Ben Watternberg）、乔舒亚·姆拉弗契克（Joshua Muravchik）等都在企业所度过很长的职业生涯。然而即使这样，企业所并未形成强大的要求认同保守主义的压力。例如，所内一位研究员诺曼·昂斯坦（Norman J. Ornstein）本身是中间自由派人士，也反感他人将其贴上“新保守主义者”标签，他说过：“企业研究所思想开放，并无正统观念，这些都超过了我在任何大学校园看到的程度……。尽管我经常斥责保守派思想者和工商利益集团，而且我还深深地卷入了要求金融改革的运动，但从没有人来跟我说：‘你不能那样说’，或者‘你最好谨慎些’。”在其它研究领域，也时尔可见企业所研究人员发布与所属机构倾向性相左的研究结论或者个人观点。在关注企业所总体保守主义定位时，也不应该忽视这另外的方面。

（三）研究重点

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上侧重于6个领域的研究，即经济政策研究、外交和国防研究、健康政策研究、政治和民意研究、社会和文化研究、法律和宪法研究。如果再要突出重点，那就是3块：经济研究、外交和国防研究、政治和社会研究。

1、经济政策研究

经济政策研究原本就是企业所的出发点，至今仍为其工作重点。根据企业所的年度报告，这方面研究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了解自由经济体，以弄清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如何能够利用其优势，如何使得私有企业保持活力，以及如何处理出现的问题。目前的经济研究课题涉及联邦预算、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等问题。

企业所注重研究具体问题，例如，其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触及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务规范、会计制度改革、公司治理、消费者信贷等具体问题。其国际经济研究触及国际贸易、全球化、国际金融与规范性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企业所的研究者一般强烈地赞成自由贸易，故此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进展颇为关心，另外在服务贸易谈判问题上也有较深研究。

在税收和财政政策方面，企业所往往倾向于供应学派经济学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议题包括：税收与收入分配、税制改革、税制转型成本、边际税率、公司所得税的国际征收、“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对投资征税的效应、储蓄与创业、布什政府税收政策的教训等。政府管制与市场的关系历来是企业所的研究要点，现规范和市场研究中心正在研究：政府的规范性决策对于消费者、企业、政府部门自身所带来的影响。该中心还设有一个年度“杰出人士讲座”制度，邀请过多位最高法院法官等社会名流前来演讲。

2、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

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有着非常明确的美国利益导向，集中于“如何在世界各地最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以及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因此，所内的“新保守主义者”多集中于此外交和国防研究部门。总体而言，企业所对于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或潜在威胁，不管是冷战时的苏联、萨达姆的伊拉克，还是中国、朝鲜、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俄罗斯，或者基地组织和真主党，都持强硬立场。同样，企业所赞成与美国利益或价值相同或类似的国家和地区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诸如以色列、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英国、台湾，以及波兰、格鲁吉亚等后共产主义国家。企业所的国防政策研究也涉及美国军事力量的规模、结构、与盟国的军事双边和多边关系、影响美国安全及反应能力的长远问题等。

地区研究是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针对亚洲地区的研究涉及中国作为经济与政治强国的崛起、台湾的安全和经济议题、日本的军事转型、朝鲜的核威胁、区域结盟和竞争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经济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甚至对于中国内部事务，企业所也有研究，如曾关注过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公民文化演变，旨在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将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内部力量和压力。

企业所的地区研究也覆盖欧洲、俄罗斯、拉丁美洲等。这里的欧洲研究纳入一个名为“新大西洋倡议”的项目，重视考察新形势下欧美盟友关系的发展和把握。相对而言，俄罗斯研究多从俄罗斯对西方构成战略挑战这个角度来进行的。拉美研究则具体涉及南锥体、委内瑞拉、巴西、巴拿马、古巴及中美洲其他国家。企业所历来重视中东研究，2009年，在卡根领导下，又启动了一个“巨大威胁项目”，专门研究美国在全球尤其是中东所面临的复杂挑战，重点放在伊朗和基地组织。

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也包括国际组织和经济发展方面。企业所开设了一个网上平台，叫做“全球治理观察”，专门关注联合国、其它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透明和问责问题。在该领域，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2007年出版过《投降不是办法：在联合国及海外捍卫美国利益》。国际法和主权问题也是企业所的关注对象。至于国际经济发展，从企业所成立之初即已形成传统。1959年，企业所就出过有关印度发展问题的专题报告；1970年，出过外援理论的册子；自2001年以来，专设了“亨利·温特国际发展讲座”，邀请专家来作国际经济发展报告。至今，国际经济发展还是企业所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有十几位人员在专门研究该问题。研究所编有《发展政策展望》系列，编者注重让美国把努力放在增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力上面，而不是单纯为社会开支提供资金并进行管理。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涉及某些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人口与人力资本开发、对非洲的开发政策、疟疾和艾滋病、假冒及不合格药品、洁净水等等。

3、健康政策研究

健康政策研究历来都是企业所的重点研究对象，1974年就成立了“健康政策研究中心”，1980年代中期改设“健康政策研究项目”，延续发展至今。企业所在此方面长期关注的议题包括：国民保险、医疗补助、老年医保、药理创新、医疗竞争、成本控制等，所内出版社自1970年代以来出版了数十种涉及健康政策方面的书籍。2003年以来，又出版了《健康政策展望》系列，对美国和国际健康政策领域的新进展作跟踪和探讨。

2009年，企业研究所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方案作了评估，并就此问题召开了讨论会。企业研究所的专家们一向反对为“雇主支付的健康保险”给予减税补偿，认为这会扭曲保险市场，限制消费者的选择。2008年麦凯恩竞选总体时曾采纳过这一政策立场。

国际健康政策也是研究重点之一，涉及药品质量、艾滋病、疟疾、多边健康组织、器官移植、药物成瘾、精神卫生、免疫接种、食品与药物管理署的规范等。

4、政治和民意研究

在政治和民意研究方面，企业所设有一“政治角”，在此举办两年一度的“选举观察”系列活动，这被称为“华盛顿最为持久的选举项目”。1970和1980年代，企业研究所出版了包括数十册的“在投票站”丛书，每一册都对国内外最新的总统或议会选举作出评估。企业所的专家学者因此经常应邀前往世界各地去视察和评估制宪会议和各类选举。19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曾委托企业所专家学者监督在帕劳、密克鲁尼西亚、马绍尔群岛举行的全民投票。企业研究所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举办的涉及选举和治理问题的合作项目都由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负责，前总统卡特还担任有关项目的名誉主席。从1970年代起，企业研究所一直注重研究政治过程和机构制度。

至于民意研究，企业所1978－1990年间出版过杂志《公论》。此后，有关民意测验的研究继续举行，并在所内《美国企业》、《美国人》等刊物得到发布。

5、社会和文化研究

企业所的社会和文化研究项目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这里之所以重视这一研究，是因为认识到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背后，存在着社会和文化这样的支撑，故此，企业所较早便邀请社会和文化思想家前来专任研究。企业所如今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包括了教育、宗教、种族、性别、社会福利等问题。目前研究所总裁亚瑟·布鲁克斯就是因慈善和幸福方面的调查和分析而赢得声誉的。

企业研究所在布拉德利基金会的支持下，从1989年以来一直举办着“布拉德利讲座系列”，目的是要“通过挖掘现实争议背后的哲学和历史根源，活跃华盛顿政策圈内的辩论”。该讲座系列曾邀请过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福山（Francis Fukuyama）、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等思想界名流，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于1992年在这里首先阐述的。

企业所的教育研究新近日益得到重视，涉及议题包括了城市学校改革、择校、“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师资格、教育创业、助学贷款、教育研究、大学毕业率等问题，这里的研究者也会参与实际社区教育工作，比如担任独立改革评估者等工作。

6、法律和宪法研究

法律和宪法研究也是企业所一向关注的领域，这里设有一“公共利益法学研究中心”。企业所以其出版的《规范》杂志和出版的相关著作，在1970和1980年代美国“法与经济运动”中走在前列。现有研究议题包括责任法与侵权改革、宪法与联邦主义、保护主义法律运动等多样化的问题。企业所的法学活动经常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例如，2005年，这里曾召集一批自由市场活动分子和诉讼者，质疑设置“上市公司会计监督部门”的合法性。会议一结束，参会者便决定联合起来提起诉讼，后来最高法院也表示要受理相关案件。企业所法学中心设有年度“法律与公共政策高尔杰出讲座”，撒切尔夫人、里根、老布什、鲍威尔、赖斯等政界领袖都曾在此发表过演讲。

7、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

企业所紧跟时代，现在十分重视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涉及从气候变化到新能源等各类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企业所“强调有必要设计出恰当的环境政策，以便不仅保护自然，而且要保护民主机构和人类自由”，故此，对通行的观点多持挑战姿态。企业研究所前总裁德姆斯承认地球在最近几十年中是变暖了，但强调尚不清楚此种变化的机制，并且指控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小组无视许多杰出物理学家和气候学家对所谓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变化理论的正当质疑。其他专家学者或批评目前关于减少全球变暖的努力不是立足于科学，而是立足于夸大其词，或批评主流科学杂志纯粹充满了环境正确性，对于不符合派别意见的许多文章不屑一顾；或者直接批评京都议定书和目前的气候科学；或者赞成征收碳税，相信这是比通行的“排放限额和交易体制”更为可取的一种制度安排。

企业所的气候问题研究也密切联系现实政治，例如，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撰写的质疑目前有关气候变化流行观点的文章，明确支持直言不讳地批评人类影响气候变化说的参议员吉姆·因豪弗（Jim Inhofe）。另外，企业所研究人员认为，需要更广泛地寻求创造性的方法来减少全球变暖的不良后果，故而他们赞成能源部长朱棣文提出的油漆屋顶和道路以便将阳光反射回太空这样的异类做法。

三、研究团队

企业所的执行机构由5人组成，包括总裁和副总裁，他们共同处理日常事务。企业研究所总裁负责：确定研究所的研究议程，选定研究和行政人员，审定研究所出版物，管理研究所日常事务，保证研究所工作的规范和质量，并且代表研究所与各界接洽。总裁的职责会得到相应行政人员的辅助。现任总裁是：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副总裁共有四位：执行副总裁：大卫·格森（David Gerson）；副总裁：简森·博彻（Jason Bertsch），负责营销；亨利·奥尔森（Henry Olsen），主管内政研究；丹尼尔勒·普雷卡（Danielle Pletka），主管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

企业所另设有学术顾问团，顾问团就研究议程、出版、研究人员选聘，以及年度欧文·克里斯陶获奖人选等事宜，向总裁提出建议。学术顾问团主要由各政策相关领域的所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包括13位顾问，由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担任学术顾问团主席，顾问团队成员主要是来自大学的经济学、历史学、金融学、法学、国际问题等领域的教授。

企业所目前共有正式员工185名，其中70名为从事专职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余包括研究与行政助理、编辑和出版人员、后勤人员。此外，研究所还拥有约50名所外研究人员，他们工作于美国各地的研究型大学中，承担或参与课题研究，也参加研究所主办的会议。企业研究所全年都为大学毕业生安排实习，并提供研究生奖学金。行政人员的工作包括内部运转、外部关系、筹款、成果推介等。

企业所的研究人员负责在其擅长的领域从事研究、撰写报告，并通过公开出版或者所内外的讲演推介其研究成果，另外也组织和参与研究所会议、与所内外同仁合作研究。研究议程由总裁与理事、研究人员、学术顾问商定。研究项目和出版物的内容与结论由承担研究的个人自行决定。研究工作现侧重于6个方面，包括：经济政策研究，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健康政策研究，法律和宪政研究，政治和舆论研究，社会和文化研究。研究所也通过专题项目或者中心来具体组织研究，比如设有布莱迪文化与自由项目、企业研究所规则与市场研究中心、国家研究倡议（专门资助大学里学者的研究）、《美国人》杂志等部门。

四、研究经费

美国企业研究所从创立之日起，就按照独立的、非营利原则经营，其运作经费来自基金会、公司、个人的捐款，也有部分来自内部专项资金的投资收益。在法律意义上，企业所属于美国“国内收益法规”501（C）（3）项下的“公共慈善机构”性质，故而，向该所捐款者能够获得最高程度的税收优惠。企业所接受个人、机构、公司的多种形式的支持，包括现金、有价证券、礼品、遗赠物等，它们可以捐给研究者个人、研究项目，或者研究所。根据自己的报告，企业所不从事合同委托研究，而且除特例外，一般不接受政府捐助。

根据2009年年报，企业所在2008年中总共筹得资金2020万美元，其中680万美元来自个人，占34％；660万美元来自基金会，占33％；530万美元来自公司，占26％；其余150万美元来自会议、书籍的销售等，占7％。从支出的角度看，企业所在2008年的开支共计3030万美元，其中经济政策研究占用28％；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占用24％；社会和政治研究占用19％；管理和筹款占用19％；《美国人》杂志占用10％。虽然按此收支数字计算，企业所出现了亏损，但由于收益项尚需包括历年捐款中应分摊至本年的款项等，实际上2008年的总收益达3130万美元，这样，企业所当年还有所结余。考虑到因金融危机企业所在2008年的投资损失了1430万美元，正常年份中，企业所的财力还是能支持较为庞大的研究工作并拥有相当完好的财务状况。

历史地看，企业所的资金使用规模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这也是机构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1940、50、60年代，企业所的资金规模很小，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无专职研究人员。1970年代，预算规模达100万美元，专职人员为10名；1980年，预算规模增加至800万美元，专职人员扩大到125名。但在1986年，部分由于约翰·奥林基金会、斯密斯·理查森基金会撤除资助，企业所走到了破产的边缘，这是企业所资金运筹上的最低潮。此后，通过加大外部筹款和内部改革的力度，财务状况逐年明显好转。1988－2000年，企业所的收益从1000万美元增加到1890万美元，到2008年，再增加至3130万美元，人员规模也最终扩大到185名，研究能力和声誉也在上升中。

跟筹款相关，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一家研究机构在接受捐款后是否在有关研究中还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在不少争议性较小的研究课题中，特别是当捐款方不属于相关的利益集团时，一般不必过虑此类问题。例如，“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资助企业所弗雷德里克·海斯（Frederick Hess）等人有关大学毕业率的报告《文凭与辍学》（2009）及其它教育相关项目；或者布拉德利基金会从1989年以来，资助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布拉德利讲座系列”，这看来不大可能引发公众研究活动可信度的质疑。然而，企业所之研究和出版所涉及的问题多富有争议性，有些是政派激烈辩论或者利益集团交锋的焦点，稍有不慎便会引发问题。例如，在气候变化这一争议性很大的研究课题中，企业所接受了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捐款，于是，捐款是否涉嫌行贿的问题便出现了。

2007年2月，多方传言，英国《卫报》也报道，企业所向有关科学家发信，请他们批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第四份评估报告，并向每人提供一万美元，外加旅行费用及其它额外补贴。舆论批评这一做法为“行贿”。 《卫报》另披露，企业所从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接受过160万美元，而且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芮蒙德（Lee Raymond）还是企业所理事会副主席。由于企业所研究人员惯于对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主张，包括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持严厉批评态度，舆论的质疑是很自然的。后来，埃克森美孚公司出面澄清，它在2006年曾向企业所提供过一笔仅为24万美元的经费，还不到研究所总预算2800万美元的百分之一，而且捐款分10年支付。《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后也确认，“企业所不搞游说，也没有向质疑全球变暖的科学家塞钱，它确实用于气候研究的钱也并非来自于埃克森。”企业所算是洗清了有关嫌疑，并且反而指控整个事件为“左翼报刊”“气候审判”的一部分，但其声誉还是受到一定的损害，从中也让人看到在接受捐款时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并且要经得住公众的质疑，确非易事。

总体而言，企业所原则上用四种手段来防范因筹款等而引发的利益冲突问题。一是注重多元化。企业所每年的资助方包括公司、基金会、个人在内，共有数百个源头，且每一方仅占企业所每年预算的很小比例。同时，企业所自身资金的投资对象也是多元化的。再者，企业所的研究议题是多元化的，从经济、贸易、福利，到国防、外交等等，其利益诉求都是各有千秋的。二是要求披露。企业所的专家学者都应在其出版物上列明本研究所获得的相关资助，同时他们与管理人员都需每年向总裁汇报在单位之外的专业的、商业的以及社会性的活动。以此信息披露为基础，有关人员（甚至包括理事在内）在遇有可能的利益冲突时，应当遵循回避制度。三是珍视声誉。企业所强调其全体工作人员，不管是专家学者、管理人员，还是学术顾问、理事，都应清正廉洁。在聘用和晋升时，清廉的声誉与才干、知识、经验、技能一样，会得到同等重视。企业所认为越是要在决策咨询和政策辩论中发挥突出作用，就越是需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四是维护研究自主性。虽然企业所有自己立场上的倾向性，比如推崇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个人负责等理念，但企业所不接受附加条件的捐款，不从事已经规定了结论或者限制研究者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研究。企业所也期望，外界在评判其研究成果时，应当注重研究成果本身的“内在价值”。企业所的这四项措施显然有可借鉴之处。

五、公共影响

美国企业研究所从来就强调要发挥影响力。在2009年报告中，所领导强调制度建设上的三个目标，其中第一个就是提高沟通能力，实际上就是扩大影响的能力。为此，据介绍，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宣传举措：针对决策者，举办了更多的通报会，更频繁地参加了国会听证，听证会上作证的次数超过了任何其它智库；针对舆论领袖，邀请他们参加了系列性会议，其中既包括学者，也包括记者；针对公众，维护更新了研究所网站和博客。

企业所的研究成果体现为：本所的出版物、其它公开发表的专著、期刊论文、工作论文、内部咨询报告、报刊文章、网上文章、各类会议上的发言、重要场合的作证、与政府官员的磋商等。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以下论及的几个方面。

企业所的出版物甚多，包括《美国人》（The American）、《美国企业》（American Enterprise）、《AEI经济学家》（AEI Economist）、《对外政策与防务评论》（AEI Foreign Policy and Defense Review）、《规范》（Review）等。另外，定期出版的“企业所展望系列”内容众多，包括：《亚洲展望》、《宪政展望》、《发展政策展望》、《教育展望》、《能源和环境展望》、《欧洲展望》、《金融服务展望》、《健康政策展望》、《国际经济展望》、《拉丁美洲展望》、《责任展望》、《中东展望》、《国家安全展望》、《政治报告》、《规范管理展望》、《退休政策展望》、《俄罗斯展望》、《税收政策展望》。这些刊物都是直接面向决策者、研究同仁和普通公众的。

企业所有自己的系列工作论文制度，随时推出阶段性研究成果。工作论文是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既可用以收集意见深化研究，也照样可以发挥社会影响。例如，在税收研究方面，哈赛特（Hassett）和马塞（Mathur）曾就工资对企业税收的反应问题撰成工作论文，后来文中的要点照样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的引用；哈赛特和布利尔（Brill）撰写的有关让公私所得税收益最大化的工作论文，也曾被《华尔街报》引用。

召集会议是企业所深化研究并推出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例如，彼得·沃里森（Peter J. Wallison）早在2001年就发出警告，由于其公私兼有的地位，房地美和房利美为了完成官方使命，不得不损害其商业盈利，特别是当购入信用要求进一步放低的抵押贷款后，房利美和房地美更使纳税人遭受着不断上升的风险。2006和2007年，他曾主持召开会议，邀请这两个机构的主要监管者洛克哈特（James Lockhart III）参会。2008年8月，他提出了处理GSE的几种方法，包括通过接盘而国有化、直接的私有化、通过接盘而私有化等。后来由财政部长保尔森和洛克哈特提出的解决方案就参照了沃里森的建议。

为国会立法起草法案则更是参政的直接手段。例如，福利问题专家查尔斯·莫雷（Charles Murray）的研究在1990年代美国福利改革的政策辩论中曾发挥过很大的影响，企业所基于福利改革问题上所达成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共识，最终主持起草了“1996年福利改革法”。再比如，2000年代，鉴于有关选举改革的研究实力，企业所选举问题专家诺曼·奥斯坦（Norman Orstein）领导一个团队，起草了美国“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

向政府提交政策研究报告也是决策咨询的直接手段。例如，在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领域，2006年底，在伊拉克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所内一“伊拉克研究小组”提出了从伊拉克分阶段撤军、由伊拉克邻国更多介入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卡根（Frederick Kagan）推出了企业所的伊拉克问题报告，题为《选择胜利：在伊拉克取得成功的计划》，提出应将重点转向社区和居民安全维护以及经济重建。报告人2007年还专就此问题向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等政府高官作了通报，直接影响了决策，布什对报告内容、报告人和企业所给予了赞扬。

高级讲座制度是企业所联络人脉、扩大影响的又一重要方式。如前已提及，经济政策研究部门所设的“杰出人士讲座”，外交和国防政策部门所设的“亨利·温特国际发展讲座”，社会和文化政策研究部门所设的“布拉德利讲座系列”，法律和宪法研究部门所设的“法律与公共政策高尔杰出讲座”，等等，都邀请过国内外思想界、政界、商界等各界领袖，或来发布其最新思想成果，或来宣布最新政策动向，等等，使得企业所与社会各界在声望和实务工作方面都能相互提升、相得益彰。

显然，一个机构决策影响力的提升也很需要在人脉的培养上下功夫，企业所在这方面做得颇有成效。最早的关键一步就是企业所在1950年与当时新晋议员福特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随着福特在政坛地位的上升，这一层关系被证明是企业所不断壮大的重要动力。从总统职位退下后，福特率一批前政府要员加盟企业所，自己亲任“杰出研究员”，他还福特还组建了“企业研究所世界论坛”，并且长期执掌，直到2005年。这些都为企业所与政坛高层的互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到里根时代，人脉和政策上的这种互动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近的互动高峰是在小布什执政时代。企业所成员参与了布什第二任期公共政策的战略设计，来自该所的20多位人士或者直接走上了布什政府的政策岗位，或者加入了政府的某一专家团队或咨询机构，内阁官员也经常造访企业所。企业所目前团队中便有多位前高级官员，例如，现任高级研究员中有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国家人文基金会前主席林·切尼（Lynne Cheney）、前议长钮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现任访问学者中有前国防部长保罗·沃尔夫维茨（Paul Wolfowitz）等。鉴于在伊拉克战争的发动、战事的战略调整等问题上企业所人员的决策支持，小布什也曾在多个场合提及企业所，称“我很钦佩企业研究所”，“我一直借重你们中一些最好的人士。”虽然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带来的实际效果似乎贬多于褒，但企业所深深地介入决策圈是个不争的事实，凸显了该机构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

六、总体评价

美国企业研究所固然在许多方面可为我们借鉴，但大的方面可注意这几点：一是一个思想库应当具备鲜明的特色，不管是在定位上还是在研究议程上，都应突出自己的差异化价值，否则在机构繁多的现在，恐将难以发展乃至生存；二是一个思想库通过宗旨的阐发、研究重点的设定、研究人员的选聘来体现自己的使命和意志，但一旦进入具体的研究领域，应尊重科研规律，尊重科研人员及其科研成果的独立性；三是一个思想库为了保持其效率和活力，应当采用“扁平式”组织和管理方式，即行政管理部门应小而精干，直接面对作为思想库之主体的科研队伍，中间部门应当加以取消，科研队伍也应以课题或项目为中心组织起来，以便于务实组合和灵活调整；四是一个思想库在当代要日益注重增强筹款能力，直接从社会上、从市场上获得自身发展的养料，长远看，这有利于机构的生存和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其研究内容与社会需求互相衔接；五是一个思想库要注重培养人脉，特别是要从长远角度来投资和经营人事，加强与政府部门、思想界、舆论界、企业界及海外各界发挥关键作用及具有潜在实力人员的联络。

摘自《国际著名智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