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十年，中国银行业迎来寒冬期_北京转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浦永灏：在今后十年里，银行业将进入寒冬期，面临生死难关；银行业相当于经济的衍生行业，如不良贷款局面无法扭转，中国银行业面临危局。

中国的商业银行，共和国的“长子”，一直是行业中的“翘楚”，受人瞩目。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商业银行在今后的十年里将进入寒冬期，面临一个生死难关。可以说银行业相当于整个经济的衍生行业，总体经济好，银行业会更好，总体经济不好，银行业也会更差。

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商业银行跟全球银行业一样，已经从行业皇冠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比如说2010年，全球十大市值的公司，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各占一席，加上汇丰银行，共占了世界十大中的三席。10年后的今天，只有摩根大通一家银行挤进了十大市值公司的末座，已经没有第二家银行再能够进入了世界十大了。

银行业的兴衰跟自身盈利能力息息相关。10年前，上市的银行业的净资产回报率都在20%以上。到2019年底，已经降到了12%左右，掉了整整8个百分点。对此，市场对银行的估值也毫不客气，比如银行业的市净率，即市场所给的银行净资产的估值，10年前的中国商业银行有近3倍的市净率，到了现在只有0.7倍左右，与欧洲的银行业差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商业银行的厄运已经到此结束，黎明在前了呢? 我看法正相反，我认为过去的十年中国商业银行只是经历了一个春去秋来的过程，严冬时期还在后面的十年中。我这里说的，不是一两季或一两年内商业银行的股票的走势，也跟当前的冠状肺炎基本无关，我说的是在下一个十年里这个行业的大趋势。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商业银行将进入一个漫长的寒冬期？我的担忧是银行经营的大环境将会是一个越来越恶劣的时期，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近年来西方各大银行业绩失望，巨额受罚，大量裁员，更换掌门人的消息纷纷传来

据彭博社的统计，去年全球各大银行已宣布的裁员总数达到了73400人，86%是出自欧洲的银行，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的银行。说到底其问题的根源是西方银行经营的宏观环境越来越恶劣了。目前，美国银行的市场估值最高，平均市净率大概在1.3倍。欧洲银行的市净率在0.7倍左右，跟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估值差不多。日本银行业最惨，市净率大概是0.4倍左右，可以说到了穷途末路了。那为什么欧洲和日本的银行的处境会这么惨呢？主要是因为西方银行经营的宏观大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它们的盈利能力呈长期的趋势性下降。银行的生存主要靠存贷利息差赚钱，如果这个息差长期不断收窄，银行业的前景自然不妙，甚至很危险了。欧洲和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息差普遍降到了1%以下。美国银行的息差也在下降，比如摩根大通的息差也从2010年的2.9%，降到了去年的2.5%，但在大国中美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相对最佳。而中国商业银行至少大银行的息差还在2%以上，目前的经营环境还不算太差。

201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进一步降息，美联储基金利率也下降了三次。冠状肺炎爆发后，人行为了缓解冠状肺炎的冲击，又将1年期LPR再下降26bp至4.05%。美联储带头进一步降息了50个点。欧洲央行基准利率已经降到了-0.5%，日本央行基准利率已经是-0.1%。欧洲和日本几年前已经开始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虽然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目前还主要体现为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约占准备金总额的50%)的利率为负。正常法定准备金的利率为零，而商业银行的存贷息差还是正的，只是息差是越来越薄。负（低）利率政策对银行来说是一场噩梦。对客户存款利息无法降为负数，比如日本的存款利率在0.1%，而贷款的利率却需要一再降低，那银行怎么赚钱呢？去年八月丹麦Jyske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家向贷款人提供年利率为-0.5%的十年期贴息房贷款的银行。负利率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和欧元区商业银行业息差连续下降，区内的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也相应大幅下降。在负利率政策环境下，银行体系陷入“流动性陷阱”，减少了高收益贷款、增加了低收益现金，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另外，负利率使收益率曲线“扁平化”，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更加接近，压缩了银行的期限溢价，使息差大幅下降。最近评级机构穆迪把全球银行业的评级从“稳定”降级为“负面”，穆迪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低利率环境可能会持续更长，利率水平可能会更低。

欧洲和日本的银行业今天的没落，就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前车之鉴。负利率在日本和欧洲出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著名的对冲基金—文艺复兴基金，各自研究都认为，利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跟人口老化有很高的相关关系。老年人口的比例提高后，整个经济体的消费增长就慢了。如果用存款对GDP的比率来看，研究发现储蓄率高的国家，通常生育率比较低，老年人口比例较高，而一旦存款率超过了60%，平均的真实利率通常会降到1%以下。人口老化在日本和欧洲是越来越严重。中国会不会出现负利率的情况呢？经济学家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从长期看中国的利率水平越来越低也是个大趋势。

从历史过程来看，人民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在十年前大概在6-7%之间，在2008年曾一度升高达到过7.56%。此后的十年里一年期贷款利率逐步降到了4.2%左右。当然存款利率也有下调，十年前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大概在2.25%，现在也下降到了1%，活期存款的利率降到0.3%，存款下降百分点数还是大大小于贷款利率的降幅。结果是银行的存贷息差大大的收窄了，商业银行经营的宏观环境恶化了。工商银行是整个中国银行业中的大哥大，它的数据在银行业具有代表性。工行存贷息差，从十年前的3%以上（比如2008年是3.4%），现在已经降到了2.1%左右。2019年3季度末工行贷款总额为16.6万亿，如果存贷息差减少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利息收入减少1660亿。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未来。去年人民银行所宣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新举措开放信贷市场利率，为让利率水平由市场资金的供需来决定铺平了道路。那资金的供需又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如果资金供过于求主要跟人口老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过度储蓄的情况比欧洲甚至日本更为严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即个人银行存款总额除以GDP，已经接近了80%。中国人口老化还会在今后的20年间持续下去，因为中国的婴儿潮人口（1962-1973是中国第一波婴儿潮，也是中国生育率的高峰）即将步入退休年龄，在职人口在进入退休前的工作阶段中储蓄率会越来越高。这样，中国会在今后的二十年里出现资金供应过剩，而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中国的利率水平是一个不断走低的趋势。

虽然2010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暴涨，影子银行投资渠道拓宽，银行发行了大量理财产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同比增速曾逐年持续放慢。但是随着各种P2P、私募项目出事，老板跑路，债券的违约率上升，房地产市场泡沫越来越严重，中国居民的投资渠道正在不断收窄，比如社会融资总额中的信托余额近年来就开始下降，从2017的巅峰8.5万亿，降到去年年底的7.5万亿。所以2017年中以后的存款增速不再下滑并开始平稳。我推测这些闲散资金还会逐渐回流到银行系统。另外，境外投资机构看上了中国政府机构债券收益率比发达国家公债收益率高的套利机会，也不断增持中国的各级政府债券，外资债券持有总额从2014年底的5714亿人民币，上升到了2019年底的2.18万亿。

但是用于基建、地产、制造的贷款需求正在放慢。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在逐年下降，从过去的20%以上的年增速下降到去年的5%左右，结果是贷款需求也因而同步的下降。另外，人口老化和储蓄增加，虽然有房地产的分流，商业银行存款仍保持8-9%的年增速。两边夹挤的后果，必定造成经济系统内的资金供应过剩，这个趋势集中反映在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上，从2010年的64% 逐年上升到2016年底的68%，在此后三年中一跃上升到去年底的75% （当然也有银行资本金提高的影响）。资金的供过于求通过LPR会即时传导到信贷市场，让银行的息差收窄，盈利空间不断恶化。

随着中央防范金融风险的方针实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也在不断收紧，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让银行作为储备的资本金比例有大幅度提高

比如说，10年前工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大概在10%以下，现在已经升到了接近13%。也就是说工行跟十年前比，增加了3个百分点的资本金储备，同时也少了这3个点的资本金所产生的业务收入。到2019年底，中国商业银行业平均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95%。根据巴赛尔协议的一系列指导意见，银保监会最新公布了对中国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建行和农行资本充足率需要达到 11.5% 以上，而工行和中行则要达到12%。目前中行和农行都还没有达到这项要求。除了招行、交行、浦发行等少数银行，绝大部分股份制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都在银保监会要求的10%以下，这就还需要大量补充一级资本金。根据瑞银的测算，达到10%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在最坏情况下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一共可能还需要融3800亿人民币，这必将进一步造成银行业利润率进一步降低。

欧元区银行监管机构在今年二月份发表了对区内银行压力测试后的意见，认为欧元区的（负）利率水平在今后的几年中可能会更低，持续时间会更长。所以，尽管欧元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目前已经接近了14%。在这个水平上，欧元区银行监管机构认为这些银行还需要在2022-2027年期间内继续提高到接近19%。这是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一个叫醒闹钟。如果一方面中国的息差在今后十年内逐渐下降，同时如果银保监会考虑到金融风险的上升，继续参考巴赛尔协议IV的意见，要求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进一步提高，结果将是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

不良资产的包袱越来越重

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个老问题，这里只提一下最近几年的动态。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底，中国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为1.86%，农村银行为4%，同年商业银行为贷款损失提取了4.5亿元的拨备，去年年尾商业银行业共持有2.41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如果使用西方银行可比的计算口径，即计入可能成为不良贷款的特别关注类贷款(去年底总额为3.8万亿元)，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会高于6%，不良贷款的金额会超过7万亿元。

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而是不良贷款的增速。在2015-2019期间，以银保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核销了上年的不良贷款后）的年底余额来计算，除了2017年的不良贷款同比增速为13%之外，其他三年平均年增速都在18.7% 以上，接近可比GDP 增速的三倍，也是名义GDP增速的两倍以上，可以说是惊人！如果这种局面不及时得到扭转的话，中国的银行业危殆！除非中国商业银行彻底改变现有的经营方式。

大型科技公司，会不断蚕食传统银行的地盘；银行业将进入生死存亡的寒冬时期，面对“四小两大”的生死挑战。

前面我们说到，在今后的十年里银行的息差会进一步的收窄，监管要求下的资本充足率会进一步提高，不良贷款的包袱会越来越重，银行业会进入一个寒冬期。但是，商业银行不是已经开拓了不少新的业务吗？的确，现在银行有其他的收入，比如证券买卖和承销、托管、资管、私行等手续费和佣金等收入。

问题是这些收入是否足以化解息差收窄等不利因素了呢？另外这些非存贷业务的效益好吗？我还是以工行为代表来看，在2009年工行的手续费佣金等其他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20.6%，到了2019年仍然在21%左右。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么10年的扩大其他业务努力，这一类非利息性的业务收入的比重，没有明显的提高。目前，中国四大银行3/4的经营收入还是依赖于息差收入。当然中小银行的其他收入比重提高很快，但是大多数是以不良率飙升为代价的。

中国的商业银行一直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是打入投行业务领域。且不说工农中建交等都有自己的投行子公司从事境外投行业务，大部分中小股份制银行也都有自己的投行业务部门。在金融行业里投行业务常常被看作是“高大上”的“金融业务”。其实近年来西方银行一直都在纷纷削减投行业务。因为投行业务需要的资本金（特别是债券承销和交易）很多，随着一级市场业务在金融危机后越来越不景气，这样投行业务所占用资本金的使用效率也就很低。其次，投行是个靠天吃饭的行当，一级市场的业务与二级市场是否景气息息相关，再加上投行的人员工资比非投行部门的工资要高好多，西方银行的业绩往往受投行业务的影响很大，多数年的亏损基本来自投行业务。所以，投行业务对西方银行的总体估值是个累赘。西方银行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在收缩投行业务。

根据本报报道，去年全球最大的12家西方投资银行（包括综合银行像摩根大通的投行部）的财报总结，它们在2019年的投行业务业绩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一年，比2018还要跌4%。是什么原因呢？是没有控制好成本？还是市场不好呢？都不是：2019年全球股指上涨了近30%，巴克莱全球债券指数也涨了12.5%。另外这些投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在裁员，去年进一步裁员了6%，冻薪减奖金比比皆是。我们看一下高盛，西方投行业界的领袖。近年来业绩令人失望，今年初高盛新的集团管理班子决定，从以投行为主的业务模式进行全面转型，扩大其资管业务并且打入普通商业银行的业务，从事线上的中小企业贷款，信用卡等传统银行业务。是高盛脑子进水了？还是投行业务已经时过境迁了？

也许说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投行业还很年轻，而应该大力发展投行业务？随着中国股市常年来没有明显起色，IPO降速，CDR暂停，再加上债务违约打击债市信心，这些因素都对投行业务产生了巨大的挑战。根据万得数据，2019年虽然A股也是一个大牛市，但国内一级市场上市和增发的融资规模金额比2016下降近60%，另外根据Dealogic的数据，2019年中国一级市场相关的各类投行业务收入总额比2016年下降了24%。目前投行、资管、经纪业务在国内的主力军是券商，在一级市场业务萎缩，二阶市场佣金下降，券商林立的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很难有商业银行长足发展的余地。至于境外（如香港）的投行业务早已是粥少僧多，要在外资投行林立的地盘上分一杯羹，那是大家要打得头破血流（承销费用一降再降）的事。至于资管业务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资管是不是每一家商业银行的出路，还有待于经营的数据来说话。

第二，中国银行业的另一个梦想是在全球布局。有一定规模的中资银行都曾积极地扩展过国际业务，都自有投行子公司，从事境外投行业务。商业银行业内要数中银的境外业务历史最悠久，在海外的经营历史已经有九十年了，不可谓不长，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中银的境外网点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英国、欧洲、新加坡等成熟市场。境外业务在二十年前曾号称是中银的“半壁江山”。但是在四大银行中，中银的经营效率长期低于工行和建行，也低于农行。不是中银的管理人员比其他三大行的管理人员素质差，而是中银境外的业务拖累了总体的经营业绩。中银的境外业务缺乏规模效益和竞争优势，中银的主要客户是当地的华人和中资企业的境外业务，而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基本上被花旗和汇丰等外资银行垄断了。近年来中银还受累于境外资产净息差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除美国外，中行境外主营业务区域的净息差都远低于内地，造成其境外资产经营效率远低于内地业务的情况。当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强国，在全球的重要城市应该有自己的银行，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铺好路，境外布点在国家层面具有战略意义，不能单纯以盈利为指标。不过这些境外业务拖累了中银的总体业绩在行业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不明白的是其他几家大银行明知如此，也还要积极地进行全球业务布点和扩张。一块本来就不大的蛋糕，一个人吃尚且不太够，现在还要多几个人一起出去吃，这是什么逻辑呢？对，一位行长告诉我，“我们银行的企业客户要到海外去扩展，我们当然也要出去要为自己的客户服务啊。”对啊，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的问题是这个“肥水”到底有多肥呢？商业银行决定到海外布各种网点时所作的各种业务计划假定：当地经济发展潜力，监管和劳工环境，人员配备，在当地银行服务量的增长，需要几年达到盈亏平衡几年开始盈利等等，总行有没有每隔五年或者十年作彻底考评呢？而是长期大大低于预期，是否应该作相应的调整呢？如果所在海外网点的业务增长和盈利情况在十年、十五年后仍然没有当年做计划时那么乐观，另外，这个企业客户的海外业务是否可以让给兄弟行呢？四大银行在海外非核心城市的业务是否可以相互协作而避免过度重复低效呢？

我建议中国的商业银行应该吸取一下西方银行的教训。西方老牌银行在全球布局已经过百年了，但近年来它们都在收缩其国际业务。比如说，汇丰银行刚刚宣布最新的业务调整：决定关掉在美国的30%的营业网点，而将用于投行的资本在欧洲减少35%，在美国减持45%。德意志银行去年决定关掉在美国的全球股票业务。在二级市场的经纪业务方面，美国的一批经纪如TD Ameritrade, E*TRADE, Charles Schwab 已经实行网上交易零佣金了。以私人银行业务著称的瑞士信贷在2015年就决定退出美国的私人银行业务。众所周知，印尼是一个富有人口年轻优势和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而渣打银行又素以新兴市场业务为经营特色。但是去年底渣打银行还是决定把盈利效率较差的印尼Permata银行中的44.6%合资股份，全部卖给了泰国盘古银行，一举收回13亿美元。一部分用于补充资本金，把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4%，另一部分准备用于回购自身的股票。野村证券是日本最大投行，多年来雄心勃勃，一直要走出日本，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结果是境外的投行业务长期烧钱，一直靠国内的券商业务补贴。连家门口的亚洲（日本外）投行业务连续亏损了十年后到这一个财年才有可能盈利（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尚未计算在内）。美国美洲银行近年来业绩良好，其消费金融方面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25%，经营的成功要素之一可以说是得益于它的“勇于不为”的策略 - 近年来它从国际市场上收缩，集中精力做好美国本土业务。比如2012年美洲银行就把人人看好的私人银行业务（美国以外的部分）业务卖给了瑞士宝盛银行。现在美洲银行最新战略决策之一就是集中精力做好本土的消费金融业务，力争在美国本土的市占额翻倍。

2018年中美的贸易纷争展开，已经波及到了科技、制造、教育、媒体、金融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全球化的大趋势已经逆转了。而最近的冠状肺炎必将加速全球化的倒退和供应链向本土化的重组，东西方阵营逐渐形成各自为战的势态。随着中西方对峙越来越严重，各国的监管越来越收紧，监管成了限制对方的手段之一。比如说，去年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同时被美国的司法机关起诉了，最后结果估计大概率事件是罚款，最坏的可能是吊销美国的营业牌照。

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尚未感到需要调整原先的国际化布局的迫切性，还没有认识到银行的国际业务成败，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相关，更与各自在国际市场上的投入，特别是自己在他国市场有没有的竞争优势相关。现在随着各种的地缘政治和监管方面的风险开始越来越大，类似于汇丰和华为之间尴尬事件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家海外中资银行身上。所谓的全球布局，在我看除了纽约、伦敦、香港等少数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几个以华人为主的城市（如温哥华）或国家（新加坡）以外，其他的大部分海外网点就像“鸡肋”一样 —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今后的十年里，随着西方的负利率环境进一步恶化，全球化的逆转，海外业务必将成为中国商业银行越来越重的包袱。也许，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应该由中央政府考虑的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重任，到底需要多少家自己的银行分布在全球各地呢？这些银行在海外运作的损失或者低效益该由谁来负担呢？网络覆盖全球并已经积极参与了中国经济建设多年的外资银行像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等可不可以帮助承担部分的偏僻网点的业务呢？

最后来讨论银行的现代化。公平的说，中国的银行业也在加快移动化、数字化，依托自己强大的资金实力，进行技术强攻和战略转型。如建设银行“TOP+”和无人银行网点等新一代金融科技战略，工商银行也在雄安设立了银行业内首家金融科技公司，兴业银行的“API BANK”战略，以及招商银行凭借“招商银行”和“掌上生活”两个APP，开放功能接口实施开放式的战略等等，都是一些积极的进取。在我看，银行的数字化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在于这些新产品和新服务是否符合客户的需要，用途是否更广泛以及对客户是否更具粘性，最后银行用户数量是否多了，业务成本是否降低了等等，总之银行经营的效率是否提高了。据我看，目前中国银行业所做的大部分业务的移动化和数字化，只是把线下的业务搬到线上或手机上而已，还只是停留在传统银行的思维空间里所作的服务方式的数字化，出现了大家凑热闹的情况，同方向盲动并形成羊群效应，使资源流向同一个领域，如零售信贷、金融科技、资产管理、私人银行等等。这样做不仅没有深化各自的战略定位，反而形成了相互踩踏，资源浪费，求量不求利，无法长期持续。四大银行的经营利润率在2011-2013年之后逐年地下降了。光单纯靠这些数字化战略能否挽救商业银行的命运至少到现在还是一个大问号。

其实，对银行业真正威胁，在我看，还不是银行业内的佼佼者如招商银行等。当然招行开放的步子比较快，内部的管理和薪酬机制比较灵活，所以招行的经营效率比较高，有较强的生命力。但说到底招商银行与传统银行还是同一类的企业，还不足以威胁到其他银行的性命。对银行业真正威胁，也还不主要来自于一大批新涌现的小型金融科技公司。大多数小型新金融科技公司要么是资本不足支撑不了与银行的长期竞争，要么是在获客上很难得到广大客户的信任，或者所研发的新金融科技不足以构成威胁银行的生死。它们如果有了几项真的有用的技术，最终结局通常是被吞并了。而对银行业将会造成真正生命威胁的是一批大型科技公司，它们综合技术实力强，资本雄厚，用户基础广泛而牢固，也没有像商业银行那样有历史遗留的不良贷款的拖累，最关键的是这些科技公司可以通过掌握个人和中小企业的数据，用数字科技来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提供精准的服务，填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缺口，提升个人用户的回报和体验。目前美国有科技巨人亚马逊、谷歌、脸书、苹果等，欧洲也出现了一批号称“挑战银行”的金融科技公司，中国有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美团等都已经在不同的程度攻入了金融领域。

如果参考一下美国在金融业和科技行业之间的战况，2011年美国最大的三家本土银行（摩根大通，美洲银行，富国银行）在美国本土房贷款业务的加总市场份额接近50%，到了去年已经被挤压到了20%左右。而一家线上房贷款公司Quicken Loans 已经在2017年底超过了富国银行，一跃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房贷款提供商了。还有一家美国中级银行，已经看到了银行自身基因方面的先天缺陷，提出来要跳出银行业的传统思维模式，直接把自己变成一家科技公司，其金融业务方式，如营业部的布置，信用卡的市场推广，甚至包括董事会成员背景的构成，都已经跳出了银行业的传统思维，而是从一家科技公司的角度来思考和布局自己的业务了。另外，摩根斯坦利近年来做的一系列巨额并购，也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基因，为迎接新时代的剧烈竞争打下基础。

如果按传统角度来分析银行业与科技公司的力量对比：看双方的天时，地利，人和。商业银行只占地利 – 大型国企资源的垄断以及政府的保护，科技公司则占了天时（科技改革大潮，技术优势，低成本，资金雄厚）与人和（广泛的个人客户特别是年轻客户和中小企业以及科技人才）两样。从2011年央行向27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发放支付牌照开始，正式标志着科技公司进入金融业务的战场。不到十年功夫，商业银行已经输了第一战役：移动支付。最近冠状病毒横行的时候，像蚂蚁金服旗下网商银行等，利用自身资金以及企业用户资质数据的优势，为自己的中小企业积极提供免息低息贷款，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银行的主流业务。

在今后的十年里，我预测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会不断蚕食传统银行的地盘，乘着民企的跑路潮，大银行自顾不暇，中小银行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一大批经营不良的中小银行会先后被挤出局，最后大型科技公司会与商业银行中的第一梯队（四大，交行，招行，兴业，浦发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二分天下。在2030年起的十年中，大型科技公司会与第一梯队银行进入“华山论剑”一决胜负。也许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壁垒来限制科技公司进入金融领域？这样做的后果必将是商业银行的效率长期落后，犹如温室中的花朵，无法适应未来的各种竞争。我认为政府在保证金融市场稳定和有序的前提下，会逐步开发金融领域，一方面让大型科技公司稳步进入金融行业，另一方面让它们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接受监管，符合规范。

四大银行是共和国的“长子”，一贯享受着政府的各种保护，包括对国企资源的垄断，国家的“免费午餐（如当年国家出资帮助四大银行剥离了大量的坏账）”。不过这种政府的保护是有代价的，也会需要承担一些“国民义务”，比如工行出资30亿元救锦州银行，股价应声下跌5%。可惜，由于受到体制的约束和行政的管制，如僵硬的薪酬人才机制等等，大银行也很难有特别大的作为。从二十年前曾经显赫一时的电讯行业或者十年前的石化行业身上，我看到了大银行们与科技公司竞争后的结局。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后面的十、或二十年将进入生死存亡的寒冬时期，将面对四小两大的生死挑战。四小：投行业务和境外经营的累赘，不良贷款的沉重包袱，监管收紧资本充足率被迫提高；两大：息差的不断下降，盈利空间越来越小；以及科技公司的竞争和蚕食。著名投资家巴菲特素以长期投资出名，他的投资哲学是与所投公司同进退。他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基金素来以银行股为主要仓位。今年2月14日公布了2019年持仓的变动：减持了一批银行股，其中富国银行减持比例达14.6%，高盛减持比例达34.6%。是不是他老人家也开始看到了今后十年里西方银行业将进入寒冬期呢？总之，商业银行现在唯有用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决心才能应付这场生死决斗。留给中国商业银行准备应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者浦永灏为伯瑞财富合伙人，原瑞士银行亚太区首席投资官